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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本体”及其他——纪念李泽厚先生逝世两周年

2023年11月2日，是李泽厚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日子，特撰写《“情本体”及其他》这篇小文，以寄托我的怀念之情。

李先生是一位有着独特贡献的当代哲学家和美学家——虽然他自己并不愿意别人称其为“美学家”，似乎对“哲学家”的名号也不感兴趣，他最喜欢的称谓是“思想者”；但他对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开拓，功不可没。在中国当代的哲学家和美学家行列中，他应该是排在前面的。

我的老师蔡仪研究员与李泽厚学术观点几乎截然对立，但我的“门派”意识很淡，甚至对所谓“门派”十分反感，对朱光潜、李泽厚等所谓“对立派”的美学家怀着深深敬意。譬如，对朱先生的许多观点，我在20世纪50—60年代读他的美学文章和著作时，虽然限于当时的思维定式表现出诸多质疑，但对他把主体（人）和主观因素引入其美学考察之中，心中隐约之间感到很有道理——那时没有从学理上细细考究和深入思索，但即使从直觉上和常识上也会感到美离不开人的主体因素，离不开人的主观因素；后来朱先生把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引入自己的美学研究之中，更觉得他的思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外，我对朱先生平易而深刻的文风，十分欣赏。80年代我与朱光潜先生还有过书信往来。

与李泽厚先生，因近在眼前——我们都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我在文学所而他在哲学所，同处一个大院——更是有所接触。20世纪50年代李泽厚在美学大讨论中的一些文章，以及60—80年代的《美学三题议》《试论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续谈》和《形象思维再续谈》等，我印象十分深刻，对他的许多观点，心中佩服。1980（或1981）年，我还在他主编的16开本《美学》杂志上发表两万多字的长文《论个性》，他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赞赏。

我与李泽厚的第一次见面和近距离接触，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胡乔木、邓力群入主学部（后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一次邓力群召集各所部分科研人员开会，讨论如何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参加会议的大部分是老专家，青年人很少——李泽厚和我有幸受邀与会。李泽厚因为其文章在美学界深有影响，理应得到青睐；而我则因为1976年11月发表的那篇评论《创业》、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受到时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表扬而全国各大报刊刊登，受到关注。所以那次会议，我们作为青年科研人员代表忝列其间——其实那时我们40多岁（李泽厚长我几岁），年纪不算小了，但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还算“青年”。那天李泽厚坐我旁边不远。邓力群同志开场白之后，请大家发言。一时冷场，我感觉似乎好长时间鸦雀无声，沉闷得令人窒息。突然李泽厚站起来：“我说几句。”他讲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大体意思是必须认真考察、刻苦钻研、独立思考，写出有自己见解的文章。当时我奇怪：李泽厚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逍遥派”，十余年不见他的身影；现在，领导号召大家搞科研，他却第一个跳出来发言。我随后也发言：“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把自己的许多同志当作敌人（譬如‘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三反分子’等）打倒，批判，敌我不分，严重伤害了学术研究工作……”邓力群同志插话说：“不光不能混淆敌我，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在学术研究中还要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区别开来……。”①

李泽厚先生，称他什么“家”好呢？我认为，诚如他自我欣赏的称谓“思想者”，最为贴切。他是一位优秀的“思想家”。他一生，不怕年轻时的困顿和饥饿，不怕“孤独”，不怕别人的“冷眼”，不断地勇敢地“在思想”，一直到91岁去世，始终走在“思想”的路上——他“思想”哲学、“思想”人性、“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革命和改良、“思想”国家命运、“思想”经济和社会发展……他提出的许多富有创见的“思想”，具有开拓性，令人惊异，新人耳目。当然，他的许多新鲜思想，可能一时不被理解，但经过实践和时间的磨砺，逐渐显示出深藏在里面的价值。

“情本体”，是李泽厚先生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这是一种哲学学说，但对美学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对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应该也有重要影响——因为文学艺术，诗歌，与“情”关系太密切了，甚至可以说“情”是诗之“本”（这里并非指哲学本体意义上的“本”）。“无情”也即“无诗”——这是我在《宅居谈诗》一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为此，我批评了某位当代诗人主张写诗要“过滤掉感情”的理论。李泽厚把“情”提高到哲学意义上的“本体”地位，依此，诗更应该以“情”为“本”（哲学本体意义上的“本”和现实生活意义上的“本”以及文学艺术创作意义上的“本”）了；要让诗歌“过滤掉感情”，显然是说不通的。

但是，刚一接触“情本体”学说，学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对它并不真正理解，甚至多有误会和疑惑：从哲学意义上，从世界和人类的“本根”“本源”意义上，“情”能否提高到“本体”地位？与此相应，诗歌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