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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的一种讲法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小说当中，海男一直坚守先锋的姿态，用纯粹的、狂欢化的语言营造了一系列独特意象，以迷离梦幻的文本叙事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海男在《青云街四号》中糅入诗歌、散文、绘画的元素，寻求文体的突破，探索文体的实验，为当代作家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经验。

关键词：先锋；《青云街四号》；文体实验；中国故事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2096-5982（2024）02-0092-04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男的小说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性别色彩和对女性境遇的独特关注。学界解读海男的小说时，大多围绕“女性意识”“女性写作”“身体写作”“女性文学”等关键词展开。事实上，这种标签化的阐释确实揭示出了海男小说中的性别话语与性别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研究者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剖析文本的实践，但也往往容易步入一种预设的误区和研究的傲慢——为套用已有的理论话语而忽视作家作品本身的丰富内涵，从而对作家作品造成一定程度的遮蔽与误读。最初翻阅海男的长篇小说《青云街四号》（2020年花城出版社出版）时，笔者就误以为小说讲述的只不过是又一个关于女性成长与出逃的故事，但随着阅读的推进，却不得不为自己的自以为是而惭愧。事实上，一旦抛开既定的成见，跳出自我束缚的理论窠臼，我们就会重新发现海男写作的价值与意义。

亨利·詹姆斯认为，“小说按最广义的界说而言，是个人的、直接的生活印象，首先是这种生活印象构成小说的价值，而小说价值的大小，就看生活印象的强烈性如何而定”，并强调“现实气息”是“小说的最高德性”。（1）提倡冷静、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近些年来备受青睐。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以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利、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乡村被城市“殖民化”过程中的生存焦虑等为主题的“底层写作”逐渐兴盛，推动了作家与批评家对“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关注与发掘，“重返民间”也一时之间被许多作家奉为写作圭臬。众所周知，文学中所表达的经验是作家对自己或者他人经历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经验事实的书写或叙述，是基于生活真实的艺术虚构。作家写作时，哪怕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也不会原封不动地照搬，总要运用艺术的法则对这些经历进行裁剪，融入自己的理解与阐释，形成独特的艺术化图景。从这一层面来讲，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也不可能达到完全“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的效果。与密切关注现实的“底层写作”不一样，海男的《青云街四号》提供了另一种写作经验。

《青云街四号》以云南昆明翠湖公园旁青云街四号的私人牙科诊所为轴心，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讲述了王医生、“我”、慈兰阿婆等人的故事。从故事发生的环境场所来看，昆明、翠湖公园、青云街、青云街四号牙科诊所、文达画廊、面临拆迁的四合院、哀牢山等，都是具体可感的、真实的地理空间，就连青云街到翠湖的那条狭窄的小径都可按图索骥地找到。从这个角度来看，《青云街四号》高度遵循了再现生活真实的写作原则，细腻地勾勒出了小说的叙事环境，给读者营造了一种高度真实的阅读效果。但通读小说，不难发现，海男并没有完全按照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去编织故事。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基本都是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手法，而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受现代主义影响，叙事视角会有所变化或节制，如书信体小说也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青云街四号》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视角，以出入诊所的人物活动为经线，以慈兰阿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人生为纬线，“我”宛若刺绣般穿针引线，在经线与纬线间游刃有余地穿行，为读者细细绘制了一幅贯穿历史与当下的人生图景。

王医生的青云街四号牙科诊所是小说叙事的空间与外部环境，活跃在小说中的人物都以牙科诊所为轴心，发生着或紧或松的联系。如果画一幅思维导图的话，牙科诊所就是图的中心点，王医生、“我”、慈兰阿婆是思维导图的一级分支；王医生与郭涛、设计师小上海、阿南等患者间的关系，“我”与朝木的感情纠葛、“我”与拾荒的桂枝阿姨、寻梦少年飞飞的交往，慈兰阿婆的逃难史、抗战史、爱情史构成了思维导图的二级分支；郭涛承包果园、朝木被骗、阿婆家租住的大学生与女模特、阿婆家保姆小花的成长等构成了思维导图的三级分支。一级分支之间又由“我”连缀起来，将所有的故事精心引导出来，“我”作为王医生的好友，时而旁观审视，时而介入王医生的生活，陪同她去看望身患癌症、远离北京来到云南种植果园的郭涛，一同救下抑郁的女孩并去支教学校探望孩子们，分享大学退休教授桂枝阿姨的助学秘密；“我”同时又是慈兰阿婆历史记忆的忠实听众，阿婆的逃亡故事借由“我”娓娓道来；“我”还是朝木的历史情感与现实情感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历史与现实在“我”这里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得以汇聚，尽显第一人称的叙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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