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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税制度的国际比较与中国适用性研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遗产税作为一种对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征收的税种，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实践。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遗产税，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有着较为成熟的遗产税制度。美国的遗产税属于总遗产税制，遗产税和赠与税合并采用统一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为18%，最高税率为40%，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更是将个人免征额提高至1120万美元（2019年）/1158万美元（2020年）；英国的遗产税免税额为32.5万英镑，超过免税额部分需征收40%的遗产税。这些国家通过遗产税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社会财富分配，促进了社会公平。

在中国，遗产税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将遗产税列为全国暂定统一征收的14种中央及地方税种之一，但因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居民个人财产较少等原因未予开征。此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征收遗产税”列入税制改革方案。2013年《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社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中，再次提到“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财富不断积累，贫富差距问题逐渐凸显，遗产税的开征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中房集团原董事长孟晓苏建议将1000万元作为遗产税起征点，这一话题迅速登上热搜，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

研究遗产税问题对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税制完善角度来看，遗产税的开征有助于健全中国的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中国现行税制中，间接税占比较高，直接税比重相对较低，遗产税的引入可以丰富直接税税种，使税制更加合理。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而言，遗产税能够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对高收入群体的遗产征税，将一部分财富重新分配给社会，有助于缓解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此外，遗产税的开征还可能对社会消费、投资等经济行为产生影响，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遗产税的研究起步较早，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在理论研究上，学者们围绕遗产税的公平与效率展开了深入探讨。从公平角度看，部分学者认为遗产税具有维护“天赋标准”的职能，遗产所得本身被视为“不公平的分配”，征收遗产税能够缩小起点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如美国一些学者基于“天赋标准”理论，强调遗产税对社会公平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反对者指出，父母有权利把财富传给孩子，对遗赠和继承行为征税缺乏依据，区别对待父母将财富留给孩子和自身消费的行为是不公平的。在效率方面，研究涉及遗产税对经济增长、投资和消费等方面的影响。有观点认为遗产税会抑制投资，因为企业主担心遗产税会减少留给后代的财富，从而降低投资意愿；但也有研究表明，合理的遗产税制度可以促使资本更合理地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在实践研究上，国外学者对不同遗产税制度模式进行了分析比较。总遗产税制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这种税制模式对被继承人死亡后留下的财产总额课税，先征税后分配，具有征收简便的特点，但在扣除和抵免项目设置上相对简单；分遗产税制如日本、德国采用的模式，是对继承人取得的遗产份额课税，先分配后征税，能体现量能纳税原则，但税制设计复杂，征管难度大；总分遗产税制则结合了前两者的特点，先对总遗产征税，再对继承人所得份额征税。学者们通过对不同国家遗产税制度的运行效果进行评估，为遗产税制度的优化提供了实践依据。

国内对于遗产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开征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制度设计等方面。在开征必要性上，众多学者达成共识，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开征遗产税可以有效调节财富分配，缓解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促进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统一，为营造社会正义打下基础。从可行性角度分析，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已实现小康目标并向共同富裕迈进，产生了充足的税源，且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大，为开征遗产税奠定了经济社会基础；在税制建设阶段，完善直接税体系的需求以及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如金税工程的推广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财产登记制度的逐步完善，都为遗产税的开征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在遗产税制度设计研究方面，学者们对遗产税的立法模式、税制模式、起征点、税率设置和征税范围等关键要素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在税制模式选择上，考虑到中国财产登记刚起步，各方面还不健全，有学者建议采用总遗产税制，其征收工作相对容易进行；对于起征点，有观点认为应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可参考人均GDP，也有建议结合中国国情，将起征点设置在较高水平，如中房集团原董事长孟晓苏建议将1000万元作为遗产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