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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商誉减值会计问题深度剖析与优化策略研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企业为了实现扩张、提升竞争力以及获取协同效应，并购活动愈发频繁。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企业并购交易金额持续增长，仅在2023年，全球并购交易总额就达到了约3.5万亿美元，而我国企业并购市场也呈现出活跃态势，交易数量和金额均保持在较高水平。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商誉作为一项特殊的资产应运而生。当收购方支付的对价超过被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时，差额部分便确认为商誉，它反映了企业未来可能获得的超额收益以及品牌价值、客户关系、市场份额等无形资源。

然而，商誉的价值并非一成不变，其后续计量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商誉减值问题尤为突出。随着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如宏观经济形势波动、行业竞争加剧、技术创新加速以及被收购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不善等因素，都可能导致被收购企业的盈利能力不及预期，进而引发商誉减值。一旦发生商誉减值，将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从财务报表角度来看，商誉减值会直接减少企业的资产总额，使得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缩水；同时，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会大幅降低企业的净利润，对利润表造成冲击，进而影响企业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关键财务指标。例如，某上市公司在2022年因商誉减值导致净利润同比下降了50%，股价也随之大幅下跌，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损失。

对于企业自身而言，商誉减值不仅反映了企业并购战略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如对被收购企业估值过高、整合不力等，还可能影响企业的信誉和市场形象，削弱投资者和债权人对企业的信心，增加企业的融资难度和成本，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从投资者角度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企业商誉减值情况对于投资决策至关重要。商誉减值信息能够帮助投资者更真实地评估企业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潜在风险，避免因企业财务报表中商誉价值虚高而做出错误的投资判断。如果投资者未能充分关注企业的商誉减值风险，可能会高估企业的价值，当企业实际发生商誉减值时，投资者将面临资产缩水和投资收益下降的风险。

由此可见，深入研究商誉减值的会计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商誉减值的准确确认、计量和披露，能够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质量和透明度，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帮助其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加强风险管理；对于投资者而言，有助于其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保护自身利益；从宏观层面看，规范的商誉减值会计处理有助于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日益频繁，商誉减值问题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商誉减值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国外学者对商誉减值的研究起步较早，在商誉的本质、计量以及减值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等方面都有深入探讨。Hendriksen（1987）提出的“三元论”，即“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论”“总计价账户论”，是学术界对于商誉本质最为普遍接受的观点。好感价值论认为商誉是外在各方对企业的好感度，是对企业自身外在形象的认可；超额收益论强调商誉是企业未来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总计账户论则从间接角度出发，认为商誉是由于一些被低估资产或者未纳入报表的资产，使得企业整体价值超过个体单独价值合计的差额，被计入商誉这一“计价账户”。在商誉计量方面，Paton和Littleton（1940）认为企业应按照和固定资产折旧相同的办法对商誉进行折旧摊销，同时对于丧失经济意义的商誉应一次性注销。而Jason（1999）则提出商誉摊销法容易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可能误导投资者，认为商誉减值更具可行性。在商誉减值影响因素的研究上，Francis等（1996）发现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商誉减值金额，上市公司在行业衰退或宏观经济环境不景气时，收益能力降低，商誉减值发生的可能性增加。IatridisGE和SenftlechnerD（2014）总结出导致商誉减值的三个主要因素为并购时的过度支付、并购方的投资机会及并购方过高的股票定价。在经济后果方面，Jennings（199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确认商誉和企业股价存在正向关系，商誉确认金额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未来盈利能力。Bens和Heltzer(2004)认为市场对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十分敏感，会迅速做出反应。

国内学者对商誉减值的研究也不断深入，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在商誉减值的动机、对企业财务和市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谢获宝和惠丽丽（2017）研究指出，利用管理层权力进行并购时，高管薪酬对并购行为有正向影响。杜玉鹏发现管理层权力与并购次数、并购规模正相关。曲晓辉等（2017）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与公司股价和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