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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立法：问题剖析与路径探索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我国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商业银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已然成为金融体系的核心支柱。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以及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持续提升，商业银行所处的经营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革，面临的竞争与风险也与日俱增。

从市场竞争层面来看，各类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金融产品和服务日益多元化，商业银行传统业务领域的市场份额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例如，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以其便捷高效的服务模式和创新的金融产品，吸引了大量中小微客户和年轻群体，对商业银行的储蓄、支付结算等基础业务构成了直接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部分经营不善、风险管理能力薄弱的商业银行可能会陷入经营困境，面临破产风险。

在金融监管方面，监管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强化对商业银行合规经营提出了更高要求。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促使我国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管理等方面加强监管，以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健性。然而，对于一些资本实力较弱、业务结构单一的商业银行而言，满足新的监管标准可能会面临较大压力，稍有不慎就可能因违规经营或未能达到监管指标而引发经营危机。

回顾历史上的商业银行破产案例，其影响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令人触目惊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韩国等国家的多家商业银行相继破产倒闭，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股票市场暴跌、货币大幅贬值，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急剧攀升，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雷曼兄弟银行的破产成为危机的标志性事件，其引发的连锁反应迅速蔓延至全球金融市场，众多金融机构遭受重创，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大幅萎缩，至今仍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着深远影响。

在我国，尽管尚未出现大规模的商业银行破产事件，但也有个别案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因不良资产比例过高、资金流动性严重不足等问题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关闭的商业银行。海南发展银行的破产不仅给当地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导致储户恐慌挤兑，也给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此外，包商银行在2019年因严重信用风险被接管，最终于2020年正式宣告破产。包商银行的破产事件涉及众多企业和个人客户，其债务处置过程复杂，对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信心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些案例充分表明，商业银行破产并非遥不可及，一旦发生，不仅会对银行自身的股东、员工、客户造成直接损失，还会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引发系统性风险，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由此可见，加强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立法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从金融市场稳定角度而言，完善的破产立法能够为陷入困境的商业银行提供有序的退出机制，避免其因无序倒闭而引发金融市场的恐慌和混乱，从而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在保护债权人利益方面，明确的法律规定可以确保债权人在商业银行破产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得到公平、有效的保护，规范破产清算和债务清偿程序，减少债权人的损失。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方面，通过破产机制促使经营不善的商业银行退出市场，能够使金融资源得以重新分配，流向更具效率和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从而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商业银行破产立法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体系相对成熟。在立法模式上，形成了普通破产法模式和银行破产特别法模式两种主要观点。英国、德国、法国等大部分欧洲国家采用普通破产法模式，他们认为商事公司破产的一般原则规则同样适用于银行，在破产程序中，不同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在如破产财产计算、债权确认等方面趋于一致，且存款保险体系的建立降低了对银行破产特殊规则的需求，普通破产法也能快速处置银行破产问题并制裁内部人滥用行为。而美国、加拿大、意大利、韩国、俄罗斯等国采用银行破产特别法模式，从银行破产的特殊性、目标差异、实施破产的主管当局以及建立快速解决机制等角度出发，认为银行破产应适用特别法。美国银行破产适用《联邦存款保险法》、州及联邦银行法中规定的特殊规则；俄罗斯有关银行破产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信贷机构破产法》中。

在破产标准方面，国外研究强调银行破产标准应区别于一般公司企业，资本充足率等指标被视为重要的约束标准。《巴塞尔协议III》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出了明确要求，至2015年1月，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从现行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从现行的2%提高至4.5%，各银行还需增设“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

在破产程序和监管方面，国外研究注重破产程序的高效性和监管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