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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处分制度为基：我国未成年犯非刑罚处置措施的重塑与展望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愈发严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相关数据显示，2020-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为54954人、73998人、78467人，到2023年，这一数字攀升至9.7万人，达到近十年来的最高值。其中，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绝对数值也呈现上升趋势。未成年人犯罪不仅对社会治安造成了严重威胁，也对未成年人自身的成长和未来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犯罪类型上，未成年人犯罪较为集中，以盗窃、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抢劫、强奸、诈骗和故意伤害为主。其中，盗窃罪长期位列未成年人犯罪类型第一名，反映了未成年人经济需求与经济能力缺乏之间的矛盾。而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犯罪类型中，强奸罪占比持续提升，2023年已升至第二位，人数比2020年增长了近一倍。

面对日益严峻的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如何有效地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前法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非刑罚处置措施作为一种重要的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方式，因其更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发展需求，逐渐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重视。非刑罚处置措施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于犯罪分子直接适用或者建议主管部门适用的刑罚以外的其他处理方法的总称。我国现行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然而，我国目前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措施种类不够丰富、适用标准不够明确、执行效果不够理想等，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保护处分制度作为一种先进的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理念和制度，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保护处分制度源于国家亲权思想和保安处分论，是对这两大思想的融合和超越，它具有灵活性、针对性、人道性、建设性和开放性，将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保护性处遇和强制性干预融为一体，与刑罚并列，但应优先于刑罚适用，是刑罚的替代措施。它不仅能达到充分保护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目的，而且能起到有效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作用。因此，借鉴保护处分制度的先进经验，完善我国未成年犯非刑罚处置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深入研究保护处分制度，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和法律制度的理论体系，为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思路。通过对保护处分制度的内涵、特点、原则、种类、适用程序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可以进一步深化对未成年人犯罪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为构建科学合理的未成年人犯罪处理体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实践层面而言，完善我国未成年犯非刑罚处置措施，能够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降低未成年人的再犯罪率，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严峻的背景下，现有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已难以满足实际需要。通过引入保护处分制度，丰富非刑罚处置措施的种类和内容，明确适用标准和程序，加强执行监督和评估，可以提高非刑罚处置措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好地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避免其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未成年犯非刑罚处置和保护处分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保护处分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学者基于国家亲权理论，认为国家应如同父母一样对未成年犯进行保护和教育，保护处分制度正是这一理论的具体体现。国家亲权理论强调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责任，认为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国家的引导和干预，以避免其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保护处分制度通过提供教育、培训、辅导等措施，帮助未成年犯改正错误，重新回归社会。

在实践经验方面，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完善的保护处分制度。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中，保护处分措施种类丰富，包括寄养、社区服务、家庭监禁等，并且根据未成年犯的个体差异进行个性化的处遇。美国一些州针对初犯且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犯，会安排他们参加社区服务项目，让他们在服务中接受教育和改造，同时也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德国的少年刑法中，注重对未成年犯的教育和矫正，通过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和制定个性化的教育计划，帮助未成年犯重新融入社会。德国的教育机构会根据未成年犯的心理特点和犯罪原因，为他们提供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帮助他们提升自身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国内对未成年犯非刑罚处置和保护处分制度的研究相对较晚，但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保护处分制度的概念、内涵、原则、种类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有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