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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中的企业改革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同时，千里之外的上海，一位国营纺织厂的老厂长正对着积压的粗布发愁——仓库里堆着能绕地球三圈的棉布，可工人们还在按计划生产。这两个看似无关的场景，实则共同叩响了中国经济变革的大门。企业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核心命题之一，四十年间从”计划笼子”里的试探，到市场经济浪潮中的蜕变，每一步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更凝聚着无数普通人的智慧与汗水。

一、破局：从”生产车间”到”经营主体”的觉醒（1978-1984）

1.1计划经济的困局与改革的萌芽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企业，更像是国家计划的”执行车间”。以北京首钢为例，1978年的生产完全由国家计委下达指令：炼多少铁、轧多少钢、产多少型材，甚至连用多少煤、电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企业没有定价权，产品由物资部门统购统销；没有分配权，工资总额按人头核定；更没有发展权，连买台新设备都要层层审批。这种”统收统支、统购统销”的体制下，企业既无动力也无能力应对市场变化。

转机出现在1978年10月，四川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刊登广告：“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这则不足200字的广告，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千层浪。当时的物资部负责人质问：“企业怎么能自己卖产品？”但广告刊出仅一个月，工厂就收到来自28个省的1500台机床订单，相当于全年计划的1.5倍。这让决策者意识到：企业需要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经营”。

1.2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选择首钢、天津自行车厂等8家企业开展试点。试点的核心是”利润留成”——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后，超额部分可以按比例留存，用于技术改造、职工福利和奖金。

北京首钢的老工人李师傅至今记得1980年的夏天：“那年我们超额完成了5万吨钢材任务，厂里用留成利润给每人发了80块钱奖金。我攥着钱回家，媳妇说’这钱比过去半年的补助都多’。”更重要的是，企业用留成资金建了职工医院，买了第一台计算机，还派技术骨干去德国学习连铸技术。到1982年，试点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比试点前增长21.8%，利润增长24.2%，改革的成效初显。

1.3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当国营企业还在计划体制内探索时，农村的”社队企业”（后改称乡镇企业）已悄然破土。江苏无锡的周阿庆，1979年带着20个农民，用2000元借款、3台旧机床，在晒谷场上办起了”农机修配厂”。他们白天修拖拉机，晚上偷偷生产市场紧缺的小五金，产品用板车拉到上海倒卖。这种”脚踏两只船”的经营方式，却意外打开了市场。

到1983年，全国乡镇企业数量突破134万家，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13.6%。这些”离土不离乡”的企业，没有国家计划、没有固定原料，却凭借”船小好调头”的灵活机制，填补了国营企业无法覆盖的市场空白。浙江萧山的万向节厂（今万向集团），就是靠给农机厂修配件起家，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家为美国通用汽车配套的乡镇企业。

二、拓路：从”政策松绑”到”机制转型”的深化（1985-1992）

2.1承包制的推广与争议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是”承包经营责任制”，核心是”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

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1984年以”承包后利润翻番”的承诺，成为全国首位公开招标的厂长。他推行”一包三改”（承包经营、改机构、改干部、改分配），将科室从23个减到10个，干部从117人减到30人，工人实行”超产计奖”。当年企业利润从140万元猛增到280万元，马胜利也被称为”承包厂长”的典型。

但承包制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一些企业为完成承包指标，拼设备、拼资源，搞”掠夺式经营”；有的企业”包盈不包亏”，亏损了还是找政府兜底；更关键的是，承包制没有解决企业产权不清的根本问题，厂长的权力缺乏有效约束。1988年，某纺织厂厂长因私分承包超收利润被判刑，暴露了制度设计的漏洞。

2.2股份制的试水与探索

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面值50元的”小飞乐”成为新中国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当时的认购场景颇具时代特色：银行门口挂着”自愿认购，风险自负”的横幅，很多人把股票当”支援国家建设”的债券，老工人张阿姨回忆：“我买了10股，想着就算亏了，就当给厂里做贡献。”

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开业，标志着股份制改革进入新阶段。这一时期的股份制试点，不仅为企业筹集了资金（到1992年，全国股份制企业达3700家，股本总额470亿元），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深圳万科的王石，在股份制改造中主动放弃股权，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青岛海尔的张瑞敏，通过股份制改革将集体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