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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变迁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犹如一条蜿蜒的长河，从先秦的世卿世禄，到汉代的察举征辟，再到魏晋的九品中正，最终在隋唐之际迎来革命性转折——科举制的诞生。而唐宋两朝，正是这条长河从奔涌到沉淀的关键阶段：唐代是科举的“初创定型期”，完成了从贵族垄断到制度选才的框架搭建；宋代则是“改革成熟期”，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将科举推向更公平、更规范的高度。这段跨越三百余年的制度变迁，不仅重塑了中国的政治生态，更深刻影响了文化传承与社会流动，堪称观察古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佳窗口。

一、唐代：科举制度的草创与初步定型

若将科举制度比作一棵大树，隋朝播下的是种子，唐代则是它生根发芽、抽枝展叶的关键时期。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的诏令，标志着科举作为常规选官制度的正式确立。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贵族余韵”到“制度自觉”的艰难蜕变。

（一）科目体系：从多元到“进士独大”的雏形

唐代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大类。常科是每年定期举行的考试，主要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六科，其中前三者最受重视；制科则是皇帝临时下诏开设的特殊科目，旨在选拔“非常之才”，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等，虽地位崇高但不常举行。

初期的常科中，秀才科要求最高，“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但因标准过于严苛，唐高宗时便逐渐废绝；明经科则以儒家经典为核心，考试分“帖经”（类似填空，覆盖《礼记》《左传》等九部经书）、“墨义”（默写经文及注疏）、“策问”（结合经义论时政）三步，更注重对经典的记忆与复述；进士科最初与明经并重，但从武则天时期开始，考试内容逐渐加入诗赋，“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通典》）。到中晚唐，进士科已成为士人的“黄金通道”——时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足见其难度与地位。

（二）考试流程：从地方到中央的三级架构初现

唐代科举的流程可概括为“解试—省试—吏部试”三级。解试由各州县主持，考生包括“生徒”（官学学生）与“乡贡”（自学成才者），通过者称为“举人”，获得赴京参加省试的资格；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持（玄宗前曾由吏部考功司负责），主考官称“知贡举”，多由礼部侍郎担任，考试时间固定在每年二月，故有“槐花黄，举子忙”的民谚；省试合格者仅是“及第”，要真正获得官职，还需通过吏部的“关试”（又称“释褐试”），考察“身、言、书、判”四方面——即体貌、言辞、书法、判案能力，合格者才能授官，故有“进士初及第，未得即入仕，必再试于吏部”的说法。

这一流程中最具特色的是“行卷”与“通榜”现象。由于唐代科举不糊名、不誊录，主考官可参考考生的社会声望与推荐意见。考生为求中第，会在考试前将自己的诗文作品投献给达官贵人或文坛名士，称为“行卷”；若作品得到赏识，推荐人会向主考官“通榜”，直接建议录取名单。比如大诗人白居易初到长安，以《赋得古原草送别》行卷于顾况，顾况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句，惊叹“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其推荐对白居易后来中第助力不小。这种制度虽有“请托”之弊，但也推动了唐代文学的繁荣——为写出惊艳的行卷之作，举子们无不在诗文上苦心雕琢。

（三）社会影响：打破门阀垄断的初步尝试

唐代之前，选官权长期被士族门阀掌控，如北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九品中正制。科举的出现，首次为寒门子弟打开了上升通道。据统计，《新唐书》记载的246名宰相中，士族出身者占69.9%，寒门出身者占13.4%，虽仍以士族为主，但较魏晋时期已有显著突破。例如，初唐名臣马周，出身博州茌平（今山东聊城）农家，早年孤贫，曾为州学助教却被黜，后客游长安，通过科举入仕，最终官至宰相；中唐诗人孟郊，“少隐嵩山，性狷介，隐者也”，46岁才中进士，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狂喜之句，正是寒门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真实写照。

但此时的科举仍带有明显的过渡性。一方面，士族凭借文化优势与社会资源，仍在科举中占据主导——如赵郡李氏、博陵崔氏等家族，唐代出进士者多达数十人；另一方面，科举录取人数有限（每年进士科仅取二三十人），对整个官僚体系的影响尚不及宋代深远。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所言：“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科举制度的真正成熟，还要等到宋代的制度革新。

二、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全面成熟

五代十国的战乱，不仅打碎了政治格局，也冲垮了唐代科举的“人情网络”——门阀势力在战火中衰落，地方荐举的公信力崩塌，“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迫切需要更公平、更规范的选官制度。宋代统治者吸取前代教训，以“防弊之政”为核心，对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