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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赌协议法律规制的困境与突破：基于实践与理论的深度剖析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对赌协议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工具，在我国资本市场中迅速崛起并得到广泛应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小企业数量日益增多，这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急需外部投资来支持企业的扩张和创新。与此同时，投资者也在积极寻找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对赌协议因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估值分歧等问题，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风险控制和收益保障的手段，从而在我国市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从2010-2020年这十年间，我国涉及对赌协议的案例数量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从最初的每年几十起，增长到了每年数百起，增长幅度超过了十倍。许多知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运用了对赌协议，如蒙牛乳业、俏江南、华谊兄弟等，这些案例不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进一步推动了对赌协议在我国的发展。

然而，随着对赌协议的广泛应用，其引发的法律问题和纠纷也日益增多。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对赌协议法律规制体系，相关法律法规较为分散，缺乏明确统一的规定，导致在实践中对赌协议的效力认定、履行以及纠纷解决等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司法实践中，不同地区的法院对于相同或类似的对赌协议案件，可能会基于不同的法律理解和裁判思路，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这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使得投融资双方在签订和履行对赌协议时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阻碍了对赌协议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健康发展。

完善我国对赌协议的法律规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明确对赌协议的法律地位、效力认定标准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够为投融资双方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合理的法律规制可以规范对赌协议的签订和履行过程，防止一方利用协议漏洞损害另一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正义。完善的法律规制有助于减少对赌协议纠纷的发生，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和公正性，降低交易成本，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赌协议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和实践相对成熟。早在20世纪70年代，对赌协议就已经在西方资本市场中得到应用，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外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对赌协议的理论基础方面，国外学者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如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对赌协议能够有效解决投融资双方在信息获取上的差异，通过约定对赌条件，促使融资方如实披露信息，减少投资方因信息不足而面临的风险；委托代理理论指出，对赌协议可以合理协调委托方（投资方）与代理方（融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激励融资方努力提升企业业绩，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风险管理理论则强调对赌协议在分散和控制投资风险方面的重要作用，投资方可以借助对赌协议将部分风险转移给融资方，从而降低自身的风险敞口。

在法律规制方面，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美国主要通过判例法和相关证券法规对对赌协议进行规范。在著名的“eBay诉MercExchange案”中，法院通过判决明确了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条款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类似案件的裁判提供了重要参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制定了一系列规则，要求企业在进行涉及对赌协议的融资活动时，必须充分披露相关信息，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英国则通过公司法和金融监管法规来规范对赌协议，明确了对赌协议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协议签订、履行和纠纷解决的相关程序。在英国的一些案例中，法院会依据公平原则和合同约定，对赌协议的效力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协议内容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合法权益。

国内对赌协议的研究相对较晚，但近年来随着对赌协议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广泛应用，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在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方面，国内学者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对赌协议属于射幸合同，因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类似于赌博合同；但更多学者认为对赌协议并非射幸合同，虽然对赌协议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是基于双方对企业未来发展的合理预测和评估，并非完全依赖于偶然因素，且对赌协议的目的是促进投融资合作，实现双方共赢，与射幸合同的零和博弈本质不同。

在法律规制方面，我国目前主要依据《合同法》《公司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来处理对赌协议纠纷。2019年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对对赌协议的效力认定和履行规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司法裁判尺度。《九民纪要》明确指出，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应认定有效，但对赌协议的履行受到资本维持原则的限制，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或进行现金补偿需满足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