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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多维度影响因素剖析与提升策略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民工群体规模日益庞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56亿人，他们广泛分布在建筑、制造、服务等各个行业，已然成为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建筑领域，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离不开农民工辛勤的劳作，他们参与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环节，从道路桥梁的修建到住宅小区的开发，为城市面貌的更新换代付出了艰辛努力；在制造业中，农民工是生产线上的主力军，他们的劳动推动了工业产品的生产与供应，支撑着我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在服务业里，农民工从事着餐饮、家政、环卫等工作，满足了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多样化需求，为城市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保障。农民工凭借其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辛勤的付出，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发光发热，为城市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农民工在城市中却面临着诸多权益受损的困境。在劳动权益方面，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是一个突出问题。许多农民工在就业时未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部分即使签订了合同，也存在内容不规范、条款不清晰、权利义务不明确等状况，导致农民工在工作中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同时，工作环境恶劣也是常见现象，在一些高危行业，如矿山开采、化工生产等，安全防护设施不到位，农民工面临着极大的职业风险。此外，劳动强度大，加班加点成为常态，且工资待遇却相对较低，还时常遭遇工资拖欠、克扣等问题。据相关调查，部分地区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比例较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家庭经济状况。在社会保障权益方面，农民工参保率较低，许多人未能享受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一旦生病、失业或遭遇工伤，他们往往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持，陷入困境。在社会权益方面，农民工还面临着子女入学难、教育质量差，住房条件简陋、租房难且贵等问题。这些权益受损的情况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民工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公平正义。

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不仅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也是推动城镇化进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深入研究农民工维权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农民工维权意愿的研究，可以了解他们在面对权益侵害时的态度和行为倾向，为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提供依据，从而有效解决农民工维权问题，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这也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劳动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与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可持续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由于不存在与我国农民工完全相同的群体，但有类似的移民劳工、流动工人等研究。部分国外学者从社会融入视角探讨劳工权益维护，如Portes和Zhou研究发现移民劳工在融入当地社会过程中，权益保障受社会网络、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在制度层面，欧美国家强调通过完善劳动法律和集体谈判机制来保障劳工权益。美国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涵盖最低工资、工时、职业安全等方面规定，通过政府监管和法律诉讼保障劳工权益；欧洲国家如德国，强大的工会组织在集体谈判中发挥关键作用，能有效维护工人权益，通过集体谈判签订的协议对企业和工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国内关于农民工维权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丰富。在个人特征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对农民工维权意愿有显著影响。例如，有研究表明，年轻农民工相较于年长农民工，维权意愿更强，这可能与他们接受新观念、新知识的能力更强，对自身权益的认知更清晰有关。性别上，男性农民工在维权行动上可能更为积极，但女性农民工对某些涉及自身特殊权益的问题，如劳动强度、工作环境的安全性等，关注度较高。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由于具备更好的理解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更能意识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也更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权。

在经济因素方面，工资水平、工作稳定性等是重要影响因素。工资被拖欠、克扣，或者工资水平远低于市场合理标准时，农民工的维权意愿会显著增强。工作稳定性差，频繁面临失业风险的农民工，为了争取更稳定的工作环境和职业保障，也更有维权的动力。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时，其维权意愿与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即收入越低，维权意愿越高。

社会关系因素也不容忽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关系对其维权意愿有重要影响。拥有更广泛、更优质社会网络的农民工，在面临权益侵害时，更有可能获得信息、资源和支持，从而增强其维权意愿。例如，加入工会或其他行业组织的农民工，由于组织能够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和集体行动的力量，其维权意愿明显高于未加入组织的农民工。与同乡、工友之间良好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