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社会政策驱动撤村改制型社区转型：以广州石牌村为样本的深度剖析.docxVIP

发展型社会政策驱动撤村改制型社区转型：以广州石牌村为样本的深度剖析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伴随着现代化社会建设和社会转型，社区逐渐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基层社会单元。各界对社区的认识也在不断升华，“社区建设可以促进社会更好的发展”这一理念逐渐深入人心。2011年2月，胡锦涛主席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不断扩张，现代城市文明不断打破传统乡村文明的某些条条框框，使得社会结构的重心从乡村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这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社会现象。“撤村改制”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是城市化由形式转变为内容的现实途径。“撤村改制”顾名思义，即拆除整合一个或若干个村为一个社区，将现有的村民委员会直接转成社区居委会，撤消村委会建制，实行社区居委会建制。这一“农民向居民，农村向城市”的转变已成为错综复杂的城市化进程中一面特殊的镜像。

亨廷顿曾指出，“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冲突，是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一个必然的表现。撤村改制型社区已经进入城市的社会发展空间，社区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相较于以往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和碰撞，社区化管理的推进和实行，促使他们经历着社会身份的转换和社会角色的转变，撤村改制型社区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诸多方面带有“亦城亦乡”的特性，使得此类型社区在社区治理、社区建设上有着自身的独特性。

撤村改制型社区是一个由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关系结成的熟人社会，社区居民对传统农村社区在经济、日常生活、情感、社会交往、心理认同有强烈的依赖关系和认同感。不可否认，这是原有村落的社会资本，对社区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等级、宗族、家族和封建迷信等小农意识和传统文化观念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并影响着社区居民。随着社区居民的社会角色由村民向居民转变，原有的行为规范和现有的居民的角色规范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

“撤村改制”是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途径。“撤村改制”政策对中国“真正”城市化的制度性启示在于，政府、集体组织和社区居民多元主体形成的风险分担机制所构成的城市化途径，虽然不是最佳，但确实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最现实的途径。撤村改制型社区经过一定时长的城市融入过程之后，有一定的积极转变，也显现出一系列问题。如何充分发挥社区优势，整合社会力量以实现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供给，加快其城市化的融入进程，是当前该类型社区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展型社会政策基本理念是在以政府的主导为核心的政策设计中纳入并强化“发展”的维度，推动公共服务的导入，寻求全民福利的提高。这种政策理念对解决撤村改制型社区问题并推动其发展有很强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真正”的城市化必然是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广州市石牌村是中国最早开始“撤村改制”的试点单位之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其在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城市融入能力提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面对“十二五”规划带来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革，撤村改制型社区需要开创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本文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对石牌村进行个案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求撤村改制型社区的积极转变、相对局限以及面临的困境，并从政府、社区和家庭等发展性需求出发，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推动社会福利、整合家庭和社区等资源来提升撤村改制型社区在城市化进程中可持续性发展的对策。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撤村改制型社区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国外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存在差异，没有与中国撤村改制型社区完全对应的概念。但与之相关的城市更新、社区发展以及社会融合等研究较为丰富。例如，国外学者在城市更新研究中，关注城市中老旧区域的改造与发展，涉及到土地利用、社区规划、居民参与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为撤村改制型社区在空间规划和功能布局方面提供一定的借鉴。在社区发展研究中，强调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社区能力建设以及社区治理等内容，对于撤村改制型社区构建合理的治理模式和提升社区发展能力具有参考价值。社会融合方面的研究，探讨不同群体在社会中的融合过程和影响因素，为撤村改制型社区中居民融入城市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国外对于社会政策的研究历史悠久，从早期的福利国家理论到后来新自由主义等不同思潮下的社会政策演变，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