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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与长期财政可持续性

引言

在现代经济运行中，财政赤字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有力工具，也可能成为威胁财政健康的潜在隐患。无论是应对经济衰退时的“稳增长”支出，还是推动民生改善的社会保障投入，赤字的存在似乎已成为各国财政的常态。但正如老话说“借钱容易还钱难”，当赤字规模持续扩张、债务雪球越滚越大时，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关键问题：这样的财政模式能否长期维持？本文将从财政赤字的基本逻辑出发，逐层拆解其与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内在关联，试图为“如何在积极利用赤字的同时守住风险底线”提供一些思考。

一、财政赤字的基础解析：从概念到现实的多面观察

要理解财政赤字与长期可持续性的关系，首先需要厘清“财政赤字”的本质。简单来说，财政赤字是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的差额，用公式表示就是“财政赤字=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这个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其实包含着丰富的政策含义和经济信号。

1.1赤字的“双重身份”：预算工具与经济结果

财政赤字既是政府主动选择的政策工具，也是经济运行的被动结果。从政策工具角度看，当经济陷入衰退、民间需求不足时，政府常通过扩大支出（如基建投资）或减少税收（如企业减税）制造人为赤字，以此刺激总需求——这就是凯恩斯主义“逆周期调节”的核心逻辑。例如，在经济低迷期，政府投资一条高速公路，不仅直接创造了建筑行业的就业，还会带动钢材、水泥等上游产业需求，形成“乘数效应”，这种主动的赤字扩张被称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从经济结果角度看，赤字也可能是经济波动的“被动产物”。当经济下行时，企业利润下降导致税收自动减少，同时失业增加会推高失业保险等转移性支出，这种“无需政策调整就能自动发生”的收支变化形成的赤字，被称为“周期性赤字”。与之相对的“结构性赤字”，则是在经济处于潜在产出水平时仍存在的赤字，反映了财政政策的长期倾向——比如某国为维持高福利水平长期削减税收、增加福利支出，即使经济繁荣期也存在赤字，这就是典型的结构性赤字。

1.2关键指标：赤字率与国际经验

衡量赤字规模的核心指标是“赤字率”，即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国际上常说的“3%警戒线”源于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将赤字率不超过3%、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GGDP）不超过60%作为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门槛。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标准并非“铁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赤字率普遍突破3%（部分国家甚至超过10%）；2020年疫情冲击下，多国赤字率更是飙升至15%以上。这说明赤字率的合理区间需要结合经济周期、债务结构、融资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经济衰退期的临时性高赤字可能是必要的，但长期超警戒线则可能积累风险。

1.3赤字的“资金来源”：借钱的艺术

政府弥补赤字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发行国债（向市场借钱），二是向中央银行透支（货币化赤字），三是动用历年财政结余。其中，国债融资是最常见的方式，但需要考虑市场承受能力——如果政府过度发债，可能推高市场利率，挤压企业和居民的融资空间（即“挤出效应”）。货币化赤字（俗称“印钱补赤字”）虽然看似没有利息成本，但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历史上不乏因过度货币化导致恶性通胀的教训（如某国曾因持续向央行透支，最终出现月通胀率超过100%的极端情况）。至于动用财政结余，这更像是“吃老本”，仅适用于偶尔的短期缺口，长期依赖会耗尽储备。

二、财政赤字的形成机制：哪些因素在推高赤字？

赤字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理解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更精准地判断赤字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2.1支出端：“刚性增长”的压力

财政支出的扩张往往是赤字扩大的主要推手，而这种扩张又具有明显的“刚性”——一旦提高就难以削减。首先是民生支出的增长：随着社会发展，公众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政府在这些领域的投入必须“水涨船高”。例如，人口老龄化会直接推高养老保险和医疗支出，有研究显示，某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财政养老支出占比将增加约0.5个百分点。其次是基础设施投资：为支撑经济长期增长，政府需要持续投入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这些项目投资周期长、回报慢，短期内会形成较大的支出压力。此外，应对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支出”也会阶段性推高赤字——2020年全球疫情期间，各国用于疫苗采购、企业补贴的支出普遍占当年赤字的30%以上。

2.2收入端：“增长瓶颈”的约束

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若跟不上支出扩张，就会形成赤字缺口。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一般占比超过80%），而税收增长受经济增速和税制结构双重制约。当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如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的增长也会相应减速。此外，为激发市场活力，政府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