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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疆域的形成与演变

中国历代王朝的疆域变迁，是理解中华文明延续性与多元性的关键线索。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疆域的形成与演变不仅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更深刻反映了传统王朝治理边疆的智慧与局限。从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算起，到1912年清帝退位，近三百年间，清朝疆域经历了从地方政权到统一王朝、从扩张鼎盛到局部收缩的复杂过程。这段历史既是军事征服与政治整合的交织，也是文化认同与制度创新的实践，值得我们以更细腻的视角去还原。

一、奠基：从”建州女真”到”满蒙联盟”的早期疆域扩张（1616-1644）

1.1女真各部的统一与后金政权的初始疆域

明朝中后期，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散居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彼此攻伐不断。1583年，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用三十余年时间完成女真统一：1588年兼并建州五部，1593年击败海西叶赫等九部联军，1613年灭海西女真最后一个强部乌拉部，至1616年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时，其控制范围已涵盖今辽宁东部、吉林南部的长白山周边地区，核心区域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为中心，形成约2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政权。

此时的后金疆域虽小，却具备独特的地理优势：东部依托长白山与朝鲜接壤，西部通过辽河平原与明朝辽东都司对峙，北部深入松花江流域与野人女真毗邻。这种”三山环绕、两水贯穿”的地形，既为其提供了军事防御的天然屏障，也埋下了向周边扩张的战略冲动。

1.2与蒙古诸部的联盟：疆域扩张的关键突破

对蒙古的整合是清朝早期疆域扩张的神来之笔。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深刻认识到：“得蒙古者得天下”。1612年，努尔哈赤娶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之女，开启满蒙联姻先河；1626年，皇太极迎娶科尔沁部哲哲（孝端文皇后），后又纳布木布泰（孝庄文皇后）、海兰珠，形成”一门三皇后”的特殊关系。这种血缘纽带与军事合作并行的策略，使漠南蒙古（今内蒙古地区）逐渐倒向后金。

1634年，皇太极击败蒙古最后一任大汗林丹汗，获元朝传国玉玺，标志着漠南蒙古完全归附。1636年，漠南蒙古16部49贝勒与满洲贵族共推皇太极为”博格达彻辰汗”，后金政权由此获得”草原共主”的合法性。此时后金疆域已扩展至西起河套、东至松花江、北抵外兴安岭的广大区域，面积突破100万平方公里，为入关奠定了雄厚的地缘基础。

1.3对朝鲜与黑龙江流域的经营

在向南对峙明朝的同时，后金也未放松对周边的经营。1627年、1636年两次入侵朝鲜（史称”丁卯之役”“丙子之役”），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清朝”东藩”，确立了对鸭绿江、图们江流域的实际控制。在黑龙江上游，通过招抚索伦、达斡尔等部落，至1643年已将势力范围延伸至外兴安岭以南，雅克萨、尼布楚等战略要地纳入管辖。

这一阶段的疆域扩张，本质上是”军事征服+政治联盟”的双重结果。满洲贵族通过八旗制度整合女真各部，以联姻、封爵、会盟等手段拉拢蒙古，初步构建起”满蒙一体”的统治框架，为后续统一全国储备了兵力、资源与合法性。

二、定型：从”定鼎中原”到”十全武功”的疆域鼎盛（1644-1795）

2.1入关后的统一战争与核心疆域的奠定

1644年清军入关，标志着清朝从地方政权向全国性王朝的转型。但此时的实际控制区仅限于华北，南方仍有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张献忠大西军余部、郑成功郑氏集团等势力。为完成统一，清朝展开了近四十年的军事行动：

平定南明（1645-1662）：多铎破南京灭弘光，豪格入川杀张献忠，吴三桂追击永历帝至缅甸（1662年永历帝被绞杀），基本控制长江以南。

削平三藩（1673-1681）：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的叛乱持续八年，康熙帝通过分化瓦解（招降耿精忠、尚之信）与军事打击（重用绿营、火器）最终平定，消除了南方割据隐患。

收复台湾（1683）：施琅率清军攻灭郑氏政权，次年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实现了对台湾岛的直接管辖。

至1683年，清朝已控制除边疆外的传统汉地十八省，疆域北抵长城、南至南海、东到大海、西达四川，形成约600万平方公里的核心统治区。

2.2对蒙古、新疆的军事整合与行政建置

如果说汉地统一是”恢复旧疆”，那么对蒙古、新疆的经营则是”开疆拓土”的关键。清朝与准噶尔部的博弈贯穿康雍乾三朝，堪称中国古代最持久的边疆战争：

康熙朝（1690-1697）：准噶尔汗噶尔丹东侵，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两次被清军击败，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归附，清朝设立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

雍正朝（1729-1735）：噶尔丹策零继位后继续与清军对峙，双方在和通泊、光显寺（今蒙古国前杭爱省）互有胜负，最终以阿尔泰山为界划分势力范围。

乾隆朝（1755-1759）：抓住准噶尔内乱契机，清军分两路直捣伊犁，平定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叛乱；随后镇压大小和卓木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