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制度（十）.docxVIP

近年来，随着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成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导模式。该制度以其高效、节约司法资源的优势，被视为解决“案多人少”矛盾、提升司法效率的利器。然而，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光鲜的效率表象之下，该制度也暴露出一系列内在风险，其中最令人担忧的，便是其与冤假错案的内在关联。

许多人认为，冤假错案主要源于刑讯逼供、主观臆断和证据造假等传统弊端。但实际上，认罪认罚制度作为一种程序性工具，在现代刑事司法体系中通过其固有机制，为冤假错案的发生提供了新的“温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正视和解决这些制度性缺陷，我们可能正在以牺牲无辜者的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换取办案效率的提升。

一

认罪认罚制度造成冤假错案的机制性原因

认罪认罚制度并非直接制造冤假错案，而是通过其运作逻辑，间接地削弱了防范冤假错案的防线，并为无辜者认罪提供了强大的诱因。其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庭审惩罚”的胁迫效应：无罪者的理性选择困境

认罪认罚制度最大的诱惑，在于其承诺的“从宽处理”。然而，这种“从宽”的另一面，是如果当事人不认罪，其将面临“庭审惩罚”的巨大风险。在实践中，同一案件，认罪认罚的量刑可能仅为一年，而一旦当事人坚持无罪辩护并最终被判有罪，其刑期可能高达十年。这种巨大的量刑落差，对任何当事人而言都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强制。

对于一个真正的无辜者而言，他面临着一个悖论性的困境：

选择一：坚持无罪，走完完整的审判程序。这条路充满未知与风险，他可能面临长期羁押的折磨，以及一旦败诉，可能遭受远比认罪认罚更重的刑罚。

选择二：放弃无罪主张，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他将获得一个相对确定的、较轻的刑期，代价是承担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罪名。

在风险厌恶的理性人假设下，许多无辜者，尤其是那些证据存疑但又缺乏足够力量自证清白的当事人，会倾向于选择后者，以求“花钱消灾”。这种“以自由换确定性”的交易，成为冤假错案最隐蔽、最普遍的成因。

（二）认罪认罚制度对无罪推定与事实查明功能的严重侵蚀

刑事诉讼的核心功能是查明案件事实，将“罪行”与“责任人”精确匹配，并确保“罚当其罪”。这一过程主要依赖于法庭上的对抗式审理，通过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真相。

然而，认罪认罚制度却绕过了这一核心环节。在绝大多数认罪认罚案件中，法庭审理程序被大大简化。法官通常仅对被告人的认罪意愿和具结书内容进行形式审查，而不再对案件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这种程序设计带来了致命的风险：

证据的单向呈现：控方证据未经严格质证，其漏洞、矛盾和瑕疵难以暴露，为虚假事实的成立提供了便利。

真相被掩盖：辩方本应通过法庭质证揭示真相，但在认罪认罚的程序下，这一机制被放弃，使得案件的真相处于被掩盖状态。当一起案件的全部事实都基于一份“认罪书”而非严谨的证据链时，其冤错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三）认罪认罚制度一定程度上致使司法共同体利益捆绑

认罪认罚制度的推行，使得公、检、法三机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以“效率”为导向的利益共同体。

检察机关通过认罪认罚可以快速结案，提高起诉成功率，完成办案指标。

审判机关可以减轻庭审压力，提高审判效率，缓解积案问题。

部分律师也可能为了快速结案或避免败诉风险，将重心放在劝说当事人认罪，而非为其进行实质性辩护。

这种利益的捆绑，使得各方都倾向于快速、顺利地完成认罪认罚程序，而对案件可能存在的冤错隐患缺乏足够的警惕。当事人，尤其是那些无辜的当事人，被置于一个“合谋”的系统性陷阱中，孤立无援，其无罪主张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

二

认罪认罚制度对一些特定群体的利益损害尤为明显

认罪认罚制度对冤假错案的助推作用并非均等，它对特定群体具有更强的杀伤力，形成“叠加效应”，进一步放大了冤错风险。

?社会弱势群体：缺乏法律知识、经济能力有限、社会关系匮乏的群体，往往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更容易在公权力机关的压力下屈服，被迫接受不公的指控。

?精神障碍者与未成年人：由于认知能力和心智的不成熟，这些群体对法律的理解、对认罪后果的判断都存在缺陷，更容易被诱导或胁迫作出虚假供述，其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其“自愿性”更是难以保障。

?证据存疑的当事人：这类当事人面临的风险最为讽刺也最为危险。当案件证据链不完整，控方没有十足把握在法庭上获得有罪判决时，他们会利用认罪认罚制度，通过给予量刑优惠的“承诺”，换取当事人的认罪，从而规避庭审风险，将“疑罪”转化为“有罪”。

认罪认罚制度作为一项重大的司法创新，其初衷无疑是好的。然而，当一个制度过于强调效率而忽略了其内在的风险机制时，它就可能偏离其初衷，成为冤假错案的新源头。我们必须警惕，在“认罪”的表象之下，可能隐藏着无辜者在巨大压力下被迫作出的“认错”。

一个现代化的法治社会，其标志不仅仅在于办案的高效，更在于其对每一个公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