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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科举初创研究

引言

站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石台孝经》碑前，指尖轻触碑身上斑驳的刻痕，忽然想起千余年前那些在长安朱雀大街上提着书箱赶考的学子。他们或许来自终南山下的农舍，或许来自洛阳城外的酒肆，却因一套崭新的选官制度，有了与世家子弟同场竞技的机会。这套制度，便是中国古代选官史上的里程碑——科举制。而它的萌芽与成长，恰在隋唐这两个承前启后的王朝。从隋文帝”分科举人”的试探，到武则天”殿试”的创举，从明经科的经义背诵到进士科的诗赋策论，隋唐三百年间，科举制完成了从草创到定型的关键跨越。这段历史不仅是制度史的重要章节，更是一幅折射时代变迁的社会画卷。

一、科举初创的时代土壤：从九品中正到隋唐变革

要理解科举制为何诞生于隋唐，必须先回望它的”前浪”——九品中正制。这套由曹魏陈群设计的选官制度，初衷是在战乱频仍的汉末三国，通过”中正官”评定士人”品”“状”，为朝廷选拔人才。但到了两晋南北朝，随着门阀士族的崛起，中正官逐渐被世家大族垄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成了常态。笔者曾在南京六朝博物馆见过一方东晋时期的墓志，墓主姓王，不过是地方小吏，墓志却洋洋洒洒列了二十三代先祖的官爵，足见当时”门阀即身份”的社会逻辑。

这种局面在隋唐面临双重挑战。政治上，隋代北周、唐代隋的政权更迭中，关陇贵族集团虽仍是核心，但南朝旧族、山东士族与寒门新贵的势力此消彼长，中央亟需一套能突破地域、家族限制的选官体系，强化对全国人才的控制。经济上，均田制的推行让大量自耕农获得土地，庶族地主阶层崛起，他们有财富却无政治地位，迫切需要上升通道。文化上，经历了南北朝佛道兴盛后，儒学复兴成为趋势，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考试内容，恰好能整合南北文化认同。

隋文帝杨坚对此感受颇深。开皇三年（583年），他在诏书中直言：“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这种对”才用”的强调，已隐隐指向”以才取人”的新方向。开皇七年（587年），他下令”诸州岁贡三人”，考试科目为”志行修谨”“清平干济”，虽未明确”科举”之名，却已具备分科考试的雏形。

二、制度草创：隋朝的探索与突破

隋朝虽短（仅38年），却为科举制埋下关键火种。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的两项举措，被后世公认为科举制正式诞生的标志。其一为”置明经、进士二科”（《通典·选举典》），其二为”始置进士科”（《旧唐书·杨绾传》）。这里的”明经”侧重考察对儒家经典的记忆与理解，“进士”则更重策论，要求考生针对时政发表见解。

但隋朝的科举还带着明显的过渡色彩。首先，录取人数极少。据学者统计，整个隋朝通过科举入仕者不过十余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房玄龄的父亲房彦谦，他在开皇年间”举授承奉郎”，但更多是靠荐举而非纯考试。其次，考试程序未规范化。考生多由地方官”贡举”，中央仅做简单策试，尚未形成”解试-省试”的层级体系。最后，世家大族仍占优势。如大业年间考中进士的杜正伦，出身京兆杜氏，是典型的关陇士族。

不过，这些”不完美”恰是制度初创的常态。就像西安隋大兴城遗址中那些半砌半土的城墙，虽未成型，却标定了未来的方向。隋朝的意义，在于打破了”非士族不官”的铁律，让”读书-考试-入仕”的路径成为可能。

三、制度定型：唐朝的完善与创新

唐朝是科举制真正”长大成人”的时期。从高祖李渊”令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唐会要·贡举上》），到玄宗李隆基”始置集贤院，选文学之士”，再到武则天”策问贡人于洛成殿”，唐朝统治者用近三百年时间，将科举的框架、程序、内容打磨得愈发清晰。

3.1科目体系：从单一到多元的拓展

唐朝科举分常科与制科两大类。常科是每年定期举行的考试，主要有明经、进士、明法、明算、明字等科，其中明经与进士最受重视。明经又分”帖经”“墨义”“策问”三场：帖经类似今天的填空题，将经书贴住几字让考生补全；墨义是口头或笔答经文的注疏；策问则要求结合经义分析时事。进士科最初与明经类似，到高宗朝后逐渐加重诗赋，“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通典》）。

制科是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特殊考试，科目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等，专为选拔特殊人才。比如大诗人白居易就曾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他的策论《策林》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

3.2考试流程：从松散到规范的演进

唐朝科举的程序可概括为”三级考试”：首先是州县主持的”解试”，考生需先通过本县考试，再由州府推荐到中央；其次是尚书省礼部主持的”省试”，这是核心环节，考场称为”贡院”，考生需自带水、烛、餐具，在号舍中应试；最后是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虽在唐朝多为象征性仪式（武则天首创），却为后世殿试制度奠定基础。

为防止舞弊，唐朝也有初步的防弊措施。比如”别头试”，即主考官的亲属需另设考场；“糊名”虽未全面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