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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赵春华案审视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司法认定与法理思辨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自曝光以来，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广泛且热烈的关注。这一案件的核心事实是，53岁的赵春华从内蒙古农村前往天津打工，为谋生计，花费2000元接手一处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李公祠大街附近海河亲水平台的射击摊位，经营射击营利活动。2016年10月12日，民警在其摊位查获9支枪形物，经鉴定，其中6支被认定为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能正常发射的枪支，赵春华也因此被警方带走。2016年12月27日，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赵春华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这一判决结果一经公开，瞬间掀起轩然大波。

从普通民众的视角来看，赵春华经营的射击摊所使用的枪形物，在日常生活认知中与常见的玩具枪极为相似，大多人难以将其与刑法意义上的“枪支”概念联系起来。在大众观念里，此类用于娱乐活动的仿真枪，不应被认定为严重的刑事犯罪工具，如此判决结果与民众朴素的正义感和认知形成了强烈冲突，打破了他们对法律和日常生活的惯常理解，使得民众对判决的合理性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从法律专业领域而言，这一案件暴露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但在实践中，枪支的认定标准成为了关键争议点。2007年公安部发布的《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判据》规定，当枪支发射的弹丸或其他物质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即可认定为枪支。然而，这一标准在赵春华案中的适用引发了激烈讨论。部分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认为，该标准过于严苛，将大量在外观和功能上与传统认知中枪支相差甚远的仿真枪纳入刑法打击范围，导致刑罚打击面过宽，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此外，对于非法持有枪支罪的主观故意认定也存在模糊地带。在赵春华案中，赵春华称自己并不知道所使用的枪形物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枪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准确判断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持有枪支的故意，成为了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同时，这一案件也引发了对行政法与刑法衔接问题的思考。在赵春华经营射击摊期间，相关市场管理部门收取了摊位费，却未对其使用的枪形物是否合法进行有效监管和提示，这反映出行政监管的缺失。而当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后，如何协调行政法与刑法的关系，避免出现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认定的脱节，也成为了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围绕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展开研究，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文、理论学说以及类似案例的分析，力求明确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准确认定路径，为解决此类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难题提供有益参考，促进司法实践中对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公正、合理裁判，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1.2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的深入剖析，精准把握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认定标准，深度挖掘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完善建议，以实现非法持有枪支罪司法认定的科学化、合理化。具体而言，研究目的在于明确枪支认定的合理标准，探究主观故意的准确认定方法，解决行政法与刑法在非法持有枪支问题上的衔接难题，为司法实践提供清晰、明确的裁判指引。

从理论意义层面来看，深入研究赵春华案有助于丰富和完善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刑法理论。在枪支认定标准方面，当前理论界存在多种观点，通过对该案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探讨不同标准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为构建科学的枪支认定理论体系提供实践依据。在主观故意认定上，研究如何准确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持有枪支的故意，有助于深化对刑法主观要件理论的理解，完善犯罪构成理论。此外，研究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问题，能够促进法理学中不同法律部门关系理论的发展，为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提供理论支持。

在实践意义上，赵春华案反映出非法持有枪支罪司法认定在实践中面临的诸多困境。明确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认定标准，能够为司法人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提供明确的法律适用依据，减少因标准不明确而导致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增强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准确认定主观故意，能够避免对不具有主观恶性的行为人进行刑事处罚，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解决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问题，能够加强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形成打击非法持有枪支行为的合力，提高执法和司法效率，维护社会的公共安全和法治秩序。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案例分析法是本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对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的具体案情进行详细梳理，包括案件的发生背景、事件经过、司法审判过程及判决结果等方面的深入分析，从实际案例中挖掘出非法持有枪支罪在认定标准、主观故意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