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箫记》的写作时间、地点与价值新探分析研究 汉语言文学专业.docxVIP

《紫箫记》的写作时间、地点与价值新探

摘要：《紫箫记》的写作，徐朔方先生考证为万历五年秋至七年秋作于江西临川。笔者根据《记钗记题词》“往余所游”的“游”字、汤诗《赴帅生梦作》、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帅思南机》等诗文及被指为“讥托”的剧情内容进行综合考察后认为，该剧应是万历八年作在南京，时汤在南京国子监读书。三个故乡友人是从临川“游”到南京后进行“度新词与戏”。剧本未完而搁笔，是因演出后“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所致，非友人散去造成。《紫箫记》虽“不成熟”，但不等于它没有价值。“一曲才就，辄为玉云生夜舞朝歌而去”竞达到“观者万人”，“是非蜂起，讹言四方”的效果。说明剧本影响观众，启发动观去作联想，激发了观众席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紫箫记》所表现的思想和艺术上的倾向性，是他“临川四梦”的基础。“临川四梦”的基调与特色，能在《紫箫记》中看到雏形。

关键词：《紫箫记》；时间；地点；价值

《紫箫记》是汤显祖“四梦”外的半本戏，是个“不成熟的作品”，有说“不成功之作”、“失败之作”。也许此原因，长期以来不被研究者所看好，选它作课题研究者如凤毛麟角。

1982年，抚州周悦文先生曾就《紫箫记》的创作年代撰有一文。此后，汤显祖研究空前的活跃，每逢“十”的汤公诞辰或逝世的日子，在汤公故里、遂昌和大连都举办过汤显祖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也出版了好几本，但对《紫箫记》的研究鲜见有人问津。为了不让这“残本”太寂寞，笔者不避管窥蠡测之羞，就该剧的写作时间、地点与价值作点新探，以就教于方家与同道。

一．《紫箫记》的写作时间与地点

《紫箫记》的写作时间和地点，研究者们基本都附和徐朔方先生的考证，“约当万历五年秋至七年秋两年内作于江西临川”[1]。唯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史家黄芝冈先生认为：“汤写《紫箫记》初稿，当即在他本年（万历八年）回到南京以后。如汤写这部剧作不在南京，‘讹言四方’的事就无从发生。”[2]也许黄先生文中提出的理由在过于简单，未能进一步引用史料展开来谈，信服力不强，故附和者寥寥。笔者当年为汤作传记时，也是采用徐先生的说法。后仔细琢磨了汤的《紫钗记题词》后，对徐先生这一说法有了动摇，感到《紫箫记》不是万历五年至七年作于临川，而应是万历八年作于南京。令我产生动摇不再附和徐先生的考证是汤的《紫钗记题词》中的那个“游”字。“游”者，流动也；“游宦”指在外地做官；“游学”，谓远游异地从师求学；“游子”指离家远游的人。“往余所游谢九紫、吴拾之曾粤祥诸君，度新词与戏”，说的是谢廷谅、吴拾之、曾粤祥三位故乡友人是从临川“流动”到他现在的客居之地，和他一起作剧度曲。如同在家乡临川，同住一座县城，朋友之间的串门是很正常方便的事，“游”从何来？

汤诗《赴帅生梦作》云：“子为膳部郎，予入南成均。今上岁丙子，再见集庚辰。……昔是新相知，今为旧比邻。”[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帅思南机》载：“惟审为郎，义入南城，均晨夕过从，故有‘著冠须访戴，脱冠须访帅’之诗。……惟审有临川四俊诗，为汤孝廉显祖、谢秀才友可、曾秀才粤祥、吴公子拾之。汤诗则以惟审为首。”[4]“子为膳部郎，予入南成均”，“惟审为郎，义入南城”说的是帅机任南京礼部精膳司郎中时，汤显祖来到南京。“今上岁丙子，再见集庚辰”是万历四年（丙子）汤从宣城经过回临川，在南京和帅相见了，到万历八年（庚辰）汤显祖因再拒张居正结纳下第，又回到南京国子监读书。“均晨夕过从”、“昔是新相知，今为旧比邻”是指万历八年汤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时与帅机的住所离得很近，常可碰面。“著冠须访戴，脱冠须访帅”是说汤这时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时和时任祭酒（相当于校长）戴洵关系密切，课后常和帅机在一起。惟审（机）有《临川四俊诗》实为《四俊咏和汤生作》（帅机《秋阳馆集》卷九有《四俊咏和汤生作》），《临川四俊诗》（今佚）是汤显祖的原唱。这是谢廷谅、曾粤祥、吴拾之来到南京后，汤显祖他乡遇故知诗兴勃发，首起吟咏，帅机应声唱和之作。然而徐朔方先生为了要使他考证的《紫箫记》写作时间地点能够成立，竞把《临川四俊诗》和帅机的唱列为隆庆四年（1570）即汤显祖中举那年所发生的事。[5]然而幸存的帅机唱和四首，每首诗题分别标明了四友此时的功名身份：“汤孝廉显祖”，“谢秀才友可”，“曾秀才粤祥”，“吴公子拾之”表明这时汤显祖是举人，谢廷谅与曾粤祥已是秀才，吴拾之还没有功名。曾粤祥，字如海，万历二十年（1592）中的进士，万历二十二年（1594）任福建南安知县，次年（1595）卒，时年36岁[6]。可知曾粤详应出生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小汤显祖9岁，这年他只有11岁，还没中秀才。因此，《临川四俊诗》和帅机《四俊咏和汤生作》不可能是发生在隆庆四年（1570）即汤显祖中举那年所发生的事，只有发生在万历八年他们在南京合作写《紫箫记》的事才合乎情理。

再说，若作在临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