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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诉讼冷静期规定

婚姻，是两个人基于情感联结构建的生活共同体；离婚，则是这个共同体解体的法律程序。近年来，随着社会观念变迁与家庭结构多元化，离婚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离婚诉讼冷静期制度作为家事审判改革的重要举措，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它既非“强行捆绑婚姻”的枷锁，亦非“放任离婚自由”的推手，而是以法律的温度，为冲动离婚按下“暂停键”，为修复关系打开“可能性”。本文将从制度溯源、适用规则、实践效果、争议与完善等维度，全面解析这一与万千家庭息息相关的法律规定。

一、制度溯源：从司法探索到立法确认的演进之路

要理解离婚诉讼冷静期规定，需先厘清其与协议离婚冷静期的区别。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了协议离婚冷静期——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需共同到登记机关申请，经30日冷静期后再共同申领离婚证。而诉讼离婚冷静期则是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过程中，针对尚有和好可能的夫妻，设置一定期限的冷静期，暂停诉讼程序，引导双方修复关系的制度。二者虽均以“冷静期”为名，但适用场景、法律依据与程序规则大相径庭。

（一）司法实践的先行探索

早在《民法典》出台前，离婚诉讼冷静期已在多地法院试点。本世纪初，随着家事审判专业化改革推进，部分法院开始尝试在离婚案件中引入“冷静期”。例如某沿海城市法院在审理一对结婚仅3年的年轻夫妻离婚案时发现，双方矛盾源于育儿观念冲突与生活习惯差异，并无原则性问题。法院并未直接开庭审理，而是建议双方“给彼此30天时间，暂时放下诉讼，共同参与一次家庭辅导”。最终，这对夫妻在冷静期内通过沟通缓和了矛盾，撤回了离婚起诉。类似的探索逐渐在全国家事法庭推广，据不完全统计，某省高院2018年发布的《家事审判白皮书》显示，该省80%的基层法院在离婚案件中适用过不同形式的冷静期，平均和好率达25%。

（二）立法层面的正式确认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其中第40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设置不超过3个月的冷静期。冷静期内，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开展调解、家事调查、心理疏导等工作。”这是诉讼冷静期首次获得司法解释层面的认可。2021年《民法典》施行后，虽未直接规定诉讼冷静期，但第1079条第2款“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的规定，为诉讼冷静期提供了间接法律依据——调解过程本身就包含“冷静思考”的内核。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进一步细化，将冷静期纳入诉讼调解程序，明确其作为审理离婚案件的“可选程序”。

（三）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

诉讼冷静期的诞生，源于对“离婚自由”与“婚姻稳定”的平衡考量。一方面，法律保障公民的离婚自由；另一方面，婚姻不仅涉及夫妻双方，更关联子女成长、家庭稳定乃至社会和谐。数据显示，约30%的离婚诉讼当事人属于“冲动型离婚”——因一时争吵、外部压力或沟通障碍提起诉讼，并非真正丧失感情基础。诉讼冷静期的本质，是为这些“还有救”的婚姻提供一个“缓冲带”，让双方在情绪平复后理性评估婚姻状况，避免“一判了之”导致的遗憾。

二、适用规则：从启动到结束的全流程解析

诉讼冷静期并非“一刀切”适用于所有离婚案件，其启动、期限、法律效果等均需严格遵循司法程序。只有明确这些规则，才能避免制度被滥用，真正发挥其价值。

（一）适用条件：“有和好可能”是核心标准

法院是否启动冷静期，关键在于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根据《民法典》第1079条，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具体包括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等情形。若案件存在上述情形，说明感情已彻底破裂，法院一般不会设置冷静期；反之，若矛盾源于生活琐事、沟通不畅、短期冲突等，且双方均有挽救意愿（或一方虽起诉但无坚决离婚态度），则符合“有和好可能”的条件。

举个例子：张某与李某结婚8年，育有2个孩子。张某起诉离婚的理由是“李某沉迷手机，从不帮忙照顾孩子”，李某则辩称“工作压力大，下班后只想放松”。法院经初步调解发现，双方均认可“婚姻基础尚好”，只是因育儿分工问题长期积累矛盾。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启动冷静期，引导双方制定家庭责任清单，重新建立沟通。

（二）启动程序：依职权与依申请的双重路径

诉讼冷静期的启动有两种方式：

法院依职权启动：法官在审理过程中，通过阅卷、谈话、调查等方式，发现案件符合冷静期适用条件，可主动决定设置冷静期。此时需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书面通知，说明冷静期的期限、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

当事人申请启动：若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认为需要时间冷静，可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口头申请需记录在案）。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准许；若认为不符合（如存在家暴情形），则需书面说明理由。

需注意的是，即使当事人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