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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重点名词解释笔记

中国文学批评史源远流长，诸家蜂起，学说林立，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理论体系。本笔记选取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及核心地位的名词术语，加以阐释，旨在梳理其源流，明晰其内涵，为深入理解中国文学批评的精神脉络提供助益。

先秦两汉时期

诗言志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开山纲领，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其核心思想在于认为诗歌是用来表达作者思想、志向与情感的载体。这里的“志”，早期更多偏向于政治抱负与道德理想，与“德”、“礼”等儒家观念紧密相联。随着时代发展，“志”的内涵逐渐扩展，情感的因素日益受到重视，为后世文学情感论的发展埋下了伏笔。“诗言志”确立了中国诗歌注重内在情志表达的传统，对后世文学创作与批评影响至深。

风雅颂

《诗经》的分类方式。“风”即“国风”，多为各地民间歌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与民众情感，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感染力。“雅”分为“大雅”与“小雅”，多为贵族文人所作，内容多与朝政、祭祀相关，体现了当时的礼乐文化与贵族生活。“颂”则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内容多为歌颂祖先功德，风格庄重典雅。风雅颂的划分，不仅是对《诗经》文本的整理，也反映了早期人们对诗歌题材、功能及音乐属性的初步认识。

赋比兴

《诗经》的表现手法，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赋”指铺陈直叙，即直接描绘事物、叙述事件、抒发情感，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手法。“比”即比喻，通过类比联想，用一事物比喻另一事物，使描绘更形象，表达更生动。“兴”即起兴，指诗歌开头先言他物，以引出所咏之词，其作用在于营造氛围、奠定基调，或与下文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关联，往往具有含蓄蕴藉之美。赋比兴的提出，标志着古人对诗歌艺术表现技巧的初步探索与总结，对后世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重要范畴。

知人论世

孟子提出的文学批评方法，见于《孟子·万章下》。意为要理解作品，首先必须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人格品性（知人），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论世）。这一观点强调了文学作品与作者及社会现实之间的密切联系，主张将作品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而非孤立地就文论文。它为后世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促进了传记文学、年谱学等与文学批评相关领域的发展，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以意逆志

孟子提出的解读诗歌的方法，与“知人论世”相辅相成，亦见于《孟子·万章上》。“意”指读者的心意、理解；“志”指诗人的创作意图。“以意逆志”是说读者应根据自己对作品的整体感受和理解，去推求、领会诗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和创作意图，而非仅仅拘泥于个别字句的表面含义，避免“以文害辞，以辞害志”。这一观点肯定了读者在文学接受过程中的主体性，同时也强调了对作品整体把握的重要性，对后世的诗歌阐释学具有深远影响。

发愤以抒情

屈原在《九章·惜诵》中提出的创作主张。屈原遭谗被逐，满怀忧愤，他认为诗歌是在内心郁结的情感无法排遣时的自然流露，是作者在逆境中对理想、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与抗争的心声。这一观点突出了强烈的情感因素在文学创作中的驱动作用，强调了作品与作者生命体验的深刻联系，开中国文学“发愤著书”说之先河，对后世如司马迁、韩愈等人的文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诗序》

汉代传习《诗经》的“毛诗”学派的诗论总集，一般认为其思想源于先秦儒家，经汉代学者整理而成，是中国古代诗论的重要文献。《毛诗序》继承并发展了“诗言志”的观点，提出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并进一步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提出“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主张诗歌应“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具有“美刺”作用。同时，它还论述了诗歌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提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变风变雅”说。《毛诗序》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诗歌理论，对后世诗歌创作与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影响深远。

赋、比、兴、风、雅、颂（六义）

《毛诗序》在总结《诗经》的体制与表现手法时，提出“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中，“风、雅、颂”是对《诗经》体裁和音乐性质的分类，“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现手法的概括。“六义”说的提出，是对《诗经》艺术经验的系统总结，成为后世诗歌创作与批评的重要标准和理论依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劝百讽一

汉代辞赋的一种创作现象，也是对汉赋艺术特征与社会功能的一种评价。汉大赋往往铺陈夸张，极力描绘宫苑、田猎、物产之盛，辞藻华美，气势恢宏，看似是歌颂帝王的功德与帝国的强盛，但其结尾处往往会缀以简短的讽谏之语，试图达到“讽喻”的目的。然而，由于其颂扬的部分过于铺张，讽谏的意味则显得微弱无力，甚至被淹没，故有“劝百讽一”之说。这一现象反映了汉代赋家在专制皇权下既要迎合又欲讽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