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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性贿赂入刑的法律审视与路径探索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今社会，性贿赂现象频繁出现，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从众多腐败案件中不难发现，性贿赂与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紧密相连，严重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法治根基。如“三湘第一女巨贪”蒋艳萍，凭借自身姿色，与40多名官员保持不正当关系，从库管员一路攀升至副厅长，在权色交易中大肆敛财千万，把控着油水丰厚的工厂；还有上海“公路大王”张荣坤案中，卢嘉丽作为“职业高官情人”，参与性贿赂，其背后牵出的“上海社保窝案”涉及巨额资金，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案例仅是冰山一角，大量未被曝光的性贿赂行为正悄然腐蚀着社会的健康肌体。

我国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主要以财物作为贿赂方式，1997年《刑法》第385条将贿赂范围限制为“财物”，此后虽历经十次修正，但这一界定始终未变。这使得性贿赂行为难以被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无法得到应有的刑事制裁，只能依靠道德、行政处分以及党规党纪来约束。然而，道德约束缺乏强制力，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的力度相对有限，对于日益猖獗的性贿赂行为，这些规制手段显得力不从心，难以从根本上遏制其蔓延。

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性贿赂入刑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完善法律体系角度来看，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范畴，能够填补法律空白，使我国的贿赂犯罪法律体系更加完整、科学，顺应时代发展对法律不断完善的需求。从打击腐败层面而言，性贿赂与传统财物贿赂一样，严重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正性，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将其入刑，能够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更强大的法律威慑，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良好秩序。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许多国家对性贿赂相关问题已有一定的研究和法律实践。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虽未直接设立性贿赂罪，但在司法实践中，若性贿赂行为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会以相应罪名论处。德国注重从受贿罪的本质出发，强调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若性贿赂行为破坏了这一本质，会依据受贿罪的广义解释来处理相关案件。日本则在司法中依据贿赂犯罪的基本原理，对于利用性服务获取不正当利益，且严重损害公职廉洁性的行为，通过对既有法律条文的灵活运用来实现规制。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在反腐败法律体系中，虽没有单独的“性贿赂罪”，但通过完善的反贿赂法律框架，包括《反海外腐败法》等，当性贿赂行为涉及公共权力滥用、利益输送等情况时，会从不同角度进行法律追究，利用邮件欺诈、妨碍司法等罪名对涉及性贿赂的腐败行为进行打击，体现出其法律体系对腐败行为全面打击的特点。

国内学界对于性贿赂入刑问题存在激烈争论，形成了支持与反对两大阵营。支持者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以及孙国祥等学者，他们认为性贿赂与财产性贿赂具有同样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相关数据来看，在近年来的腐败犯罪案件中，近90％的案件都存在各式各样的色情交易。贿赂诱发职务犯罪，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严重破坏经济秩序。性贿赂作用巨大且持续时间比财物贿赂更持久，财物贿赂通常需一次或多次才能获得一项非法利益，而性贿赂一次就能得到多项非法利益，其危害性甚于财物贿赂。并且，他们指出刑法之外的其他规制手段对权色交易的规制效果差。道德对权色交易的规制缺乏强制力，显得苍白无力。以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第(2018)闽0902刑初35号案件为例，被告人黄文锋、胡林森作为受国家机关委托查禁犯罪活动的警务辅助人员，多次接受从事容留卖淫活动人员的吃请及性贿赂，却因性贿赂无法以受贿罪定罪，最终只能以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进行处罚，仅判处拘役三个月十三日，这充分暴露出非刑法手段规制性贿赂的局限性。

反对者以高铭暄、陈兴良、张明楷、周光权等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性贿赂罪”中所涉及的性与传统行贿、受贿中所涉及的财物不同，性行为和人身自然属性不可分离，不像财物具有可转让性。若实施性贿赂，除受贿者本人性行为外，还涉及他人性行为，将其规定为犯罪，易导致“性行为是商品或工具”的谬论，违背我国基本的社会道德伦理。同时，反对者提出将性贿赂入罪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我国传统观念认为性行为属于道德范畴，法律不应过度干预道德层面事务。性贿赂中的自愿性行为应由道德规范，法律仅对违反当事人意志的强奸、强制猥亵妇女等犯罪加以规制，性贿赂行为若都被纳入刑法打击范围，有侵犯公民隐私权之嫌。此外，反对者还指出将性贿赂入罪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主要体现在量刑难、取证难和“感情”界定难，“性贿赂罪”难以量化。

当前国内外研究在性贿赂的社会危害认知上已达成一定共识，都承认性贿赂对社会秩序、公职廉洁性的严重破坏。但在是否入刑及如何入刑的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国外侧重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