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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泰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完善：基于新发展格局与挑战的审视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国际投资活动愈发频繁，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深化的关键力量。中泰两国，作为亚洲地区重要的经济体，地理位置相邻，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为双边投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中泰双边投资呈现出迅猛的增长态势。从投资流量来看，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0-2023年，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流量分别达到18.8亿美元、20.5亿美元、22.3亿美元和25.1亿美元，泰国对华投资虽规模相对较小，但也保持着稳定增长趋势。在投资存量方面，截至2023年底，中国对泰国投资存量已超200亿美元，泰国对华投资存量也达到了一定规模。投资领域也不断拓宽，早期中国对泰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传统领域，如今在新能源、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等新兴领域投资比重逐渐增加；泰国对华投资则在食品加工、服务业等领域持续深耕。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这一蓬勃发展的投资关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为投资者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确保投资者在对方国家的投资享有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待遇。以征收与补偿条款为例，协定明确规定了征收的条件和程序，以及投资者应获得的合理补偿，有效降低了投资者因东道国政策变动而面临的投资被征收风险，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在投资准入方面，协定为投资者打开了新的市场机会，减少了投资壁垒，促进了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同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还为投资争端的解决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机制，避免了争端的升级，维护了双边投资关系的稳定。

然而，当前的中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一些不足之处。在实体条款方面，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不够细化，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引发争议。对于间接征收的界定模糊，导致投资者和东道国在相关问题上存在分歧。在程序条款上，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有待提高，冗长的仲裁程序耗费大量时间和成本，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在面对数字经济、绿色投资等新兴投资领域时，协定存在规则空白，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完善中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促进投资角度来看，优化后的协定能够降低投资风险，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赴泰国投资，同时也鼓励泰国企业加大对华投资力度，进一步扩大双边投资规模。在深化双边经济合作方面，良好的投资环境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促进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中泰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融合。在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上，完善协定有助于中泰两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挑战下，保持稳定的投资合作关系，提升双方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竞争力。

1.2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中国-泰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完善建议，以进一步促进中泰双边投资的稳定增长与健康发展。通过对协定的深入研究，期望能够明确其在实体条款、程序条款以及应对新兴投资领域挑战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两国政府在后续的协定修订和完善过程中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增强投资者对中泰投资环境的信心，推动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合作与共赢。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全面搜集和整理国内外关于中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国际投资法、中泰经贸关系等方面的学术文献、政策文件、研究报告等资料。对这些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了解已有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把握中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发展历程、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例如，通过研读国际投资法领域的经典著作和权威论文，明确国际投资协定的一般原则和标准，从而为分析中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提供理论参照；通过分析中国商务部、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等官方发布的政策文件和统计数据，掌握中泰双边投资的最新动态和趋势。

案例分析法：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泰双边投资争端案例进行深入剖析。研究这些案例中投资争端的产生原因、解决过程以及最终结果，从中发现现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在某些投资争端案例中，由于协定中对间接征收的界定模糊，导致投资者和东道国对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存在严重分歧，进而引发漫长的争端解决过程。通过对这类案例的分析，能够直观地认识到协定在相关条款上的不足之处，为提出针对性的完善建议提供实践依据。

比较研究法：将中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其他国家间具有先进经验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不同协定在投资保护标准、争端解决机制、市场准入规定等方面的差异，借鉴其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例如，与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相比，该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引入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法庭（ISDS）的改革模式，提高了争端解决的透明度和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