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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年对话：新技术环境下共青团组织传播实践的多维审思

在新媒体与移动互联技术深度融合的传播革命中，信息传播范式正经历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从ChatGPT到DeepSeek，大模型驱动的AI技术革命正在持续重塑传播格局。在这一新技术环境下，共青团对青年的政治引领工作也面临双重考验：既要应对传播权力离散化带来的权威消解挑战，又需把握技术赋权创造的青年动员机遇。2025年2月，共青团宣传部长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矩阵作用，认真分析青少年思想和心理特点规律，全力维护青年领域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努力成为青年投身发展的“推进器”、青年社会心态的“晴雨表”、青年精神世界的“风向标”。这迫切需要共青团新媒体从传播学与青年研究的交叉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新技术环境下“对话”新青年的路径机制，以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切实履行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的重要职责。

一、新技术环境下共青团组织对话青年的多维困境

智能传播技术的迭代和青年文化生态的演变正重塑共青团组织与青年的对话模式。尽管共青团新媒体矩阵已实现规模化覆盖，但在传播供需、情感联结、平台生态、技术适配等方面仍存在结构性矛盾，这既归因于组织惯性与青年需求的脱节，也体现了传统传播逻辑与数字社交规则的冲突。

1.传播供需失衡：单向输出与青年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共青团新媒体账号是政务新媒体的组成部分，其传播实践本质上是一种为顺应新技术环境需求而进行的政治传播活动。据《山西日报》报道，截至2025年5月，仅山西共青团全省团属新媒体账号已吸引超1400万青年“在线集合”，可见共青团新媒体在凝聚青年奋进力量中的重要作用。但在具体实践中，当前部分团组织的新媒体传播呈现出显著的供需错位特征，主要表现为“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传播倾向。在内容供给方面，当前共青团新媒体传播体系除了发布党政要闻和政策法规解读外，未能有效覆盖青年群体在职业发展、心理健康、文化娱乐等领域的个性化需求，导致服务供给与青年实际诉求出现结构性脱节。在传播方式方面，仍以传统官方渠道的单向输出为主，缺乏有效的互动反馈机制，难以适应当代青年的信息获取习惯。特别是在算法推荐机制盛行的新技术环境下，青年群体容易形成信息茧房，对体制内的传播渠道产生疏离感。这种供需矛盾要求共青团组织必须突破“大水漫灌”的传统模式，转向“精准滴灌”的传播策略，构建更加场景化、分众化的对话体系，这样才能真正提升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情感联结断裂：代际共情与政治传播的脱嵌性叙事。根据团中央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8月，共青团已依托新技术平台构建起覆盖广泛的互联网传播矩阵：在传统组织体系基础上，建成包含3万多个账号的国内最大规模网络新媒体矩阵，粉丝总量突破8亿，全面入驻微博、微信、B站、抖音、快手等26个互联网平台；全团新媒体账号年阅读量逾370亿次，重点产品单期观看量超5000万人次，团中央新媒体账号体系日活用户达1500万量级。基于对全国省级共青团新媒体账号的分析，笔者认为当前共青团组织与青年群体的对话困境，部分归因于政治传播情感符号系统的代际断裂。

当下青年群体通过短视频、互动游戏等沉浸式场景构建了全新的符号认知体系，其情感体验从单向接收转向多维互动。然而，共青团组织仍习惯于使用传统政治话语框架，情感表达相对生硬，对青年情感元素挖掘不够深入，传播形式灵活性不足，常以“宏大叙事”覆盖个体经验，导致传播情感和温度的缺失，难以使青年形成有效的情感共振。这种疏离的核心在于符号表达与意义理解的代际错位：当“奉献精神”停留在事迹陈述而缺乏个体化叙事时，这种抽象化的表达难以激活青年的情感回路；当“奋斗”停留在口号式表达而未转译为青年熟悉的具象符号时，这种政治话语与青年文化语境就形成了认知隔阂。更为深层的矛盾在于叙事节奏的时空脱嵌，青年群体在新媒体环境中形成了“3秒代入、15秒共情”的响应惯习，已经习惯接受具备强烈的场景感与情感冲击力的传播内容。然而，传统宣传模式往往采用线性的叙事结构，难以嵌入碎片化、即时性的青年社交传播生态，导致情感共鸣脱嵌。这种脱嵌不仅削弱了传播效能，更使青年人对主流传播渠道心生疏离，转而投向自媒体构建的“情感茧房”。

3.平台生态错位：主体性消解与对话机制的重构挑战。中华文明“以对话立本”的交往智慧、“礼尚往来”的互动传统与“阴阳互需”的辩证思维，为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对话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面向全国7904名高校大学生开展的一项网络媒介使用调查发现：青年群体在B站、抖音等去中心化平台构建的“数字部落”，本质上是以趣缘关系为纽带的对话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