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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英书学观研究

摘要

张伯英作为清末民国时期重要的书法家、碑帖学家，其书学观对当时及后世书坛影响深远。本文旨在深入探究张伯英书学观，通过对其书学论著及书法作品的分析，梳理其书学观核心内容，探讨其形成因素，并阐述其对当代书坛的启示，以期为书法研究与创作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张伯英；书学观；碑帖融合；师古创新

一、引言

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号云龙山人，晚号东涯老人，江苏徐州人，为清末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碑帖学家、诗人、学者。他出身书香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在书法艺术领域造诣深厚，其书学观在当时书坛独树一帜，对后世书法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研究张伯英书学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清末民国时期书法发展脉络，为当代书法创作与研究提供宝贵经验。

二、张伯英书学观的核心内容

2.1师法古人，博采众长

在《法帖提要》中，张伯英多次强调学习书法应向古代名帖和碑刻汲取营养。他认为若不师法古人，书法便会误入歧途。如在观清代王鼎镇、王遵训二人书法后，对《怡园家藏帖一卷》评述时指出，尽管后人吹捧二人小楷工整圆润，但这与书道并无关联，若迎合今世习俗，书法将走向俗不可医的境地。对于题跋者“习字当学近人，易于肖似，以古帖为高远难几，不合时宜”的观点，张伯英认为极其荒谬，是对书法的践踏。

张伯英主张博览群贤，广泛临习古人书法墨迹。在鉴赏《碧山草堂藏帖二卷》时，他称赞清代吴廷康八分书“分书古朴具金石气，所见古刻既多，下笔自远于流俗”。他对乾隆帝、董香光、米南宫等书法大家的作品也颇为赞赏，称“学书多见古人真迹，得其用笔用意，所作自不同流俗”。从他的书法作品中，虽能看出时风影响，但字里行间亦蕴含着古法，这在同时期其他书法家作品中较为少见。

2.2重视用笔，以笔为要

张伯英认为学习古人书法不能仅临摹字形，更要重视用笔。他在评论钱梅溪作品时说：“钱梅溪之隶书，当时亦负盛名，而不解笔法，遂成俗派……梅溪于汉、唐碑莫不遍临，其书非唯无汉法，并无唐法，而大江南北，无处不有其石刻，徒足取厌。”可见他对笔法的重视程度。

对于何绍基的书法，张伯英称赞有加。在《何太史易林四卷》（慈利朱氏本）评曰：“书之用笔也，如行路然，得其运用之法，由此前进，不至误入歧途。”他认为点画分布是次要的，学习古人用笔才是重点，何绍基书法能达到高成就，主要归功于对汉隶笔法的研究和实践，这体现了张伯英对六朝古人用笔方法的深刻领会。

2.3碑帖融合，自成风格

因所处民国时期是崇尚北碑的高峰时期，张伯英书法风格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很多魏碑的用笔与结字。但他并非单纯取法北碑，而是碑帖融合。其后期书法风格在1928年前后形成，楷书兼取各家而浑然一体，行草书摆脱冯煦影响，更多融合苏轼、黄庭坚、米芾书法特征，尤其是苏米融合最为巧妙。

在张伯英晚年行书作品中，米元章跌宕多姿的结字形态和苏东坡抑左扬右的结字意态得到很好融合。他在师法古人基础上，不拘泥于某种碑帖，博采众长，化古为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伯英书体”，这种书体结字精整兼隽逸，笔力清厚且凝重，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和艺术感染力。

三、张伯英书学观的形成因素

3.1时代背景的影响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倡导经学考证之风，金石碑版之学随之兴盛。康、乾二帝偏爱赵体、董字，科举选拔崇尚“馆阁体”，使得帖学日趋式微。阮元、包世臣顺势倡导碑学，包氏《艺舟双楫》成为尊碑标志性著作，魏碑以“峻劲”为书法最高审美标准，民间书法地位得以提升。康有为在此基础上著《广艺舟双楫》，旗帜鲜明地尊碑抑帖，几近极端。张伯英深受这一书学思潮影响，但他并不激进，而是理性客观地看待碑学与帖学，从而形成了碑帖融合的书学观。

3.2家学渊源与个人经历

张伯英出身徐州张氏名门望族，家庭文化氛围浓厚，为他学习书法及研究诗文、考据碑帖提供了优越条件和丰厚资料储备。他先后跟随陈师曾、齐白石、冯煦等名家学习书画及诗词文赋，在学习过程中广泛接触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和书学理念，这对他书学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如参与科举考试、在北洋政府任职后又隐退以书画为生等，使其对书法艺术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和理解，进一步完善了他的书学观。

3.3碑帖鉴藏与研究

张伯英精于碑帖鉴藏，一生收藏碑帖拓片、书法真迹不计其数。仅《十七帖》拓片，他所见就多达百余种。在长期的鉴藏过程中，他对历代法帖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了《法帖提要》《说帖》《阅帖杂咏》等诸多书学著作。通过对碑帖的鉴别、品评，他对不同碑帖的风格特点、用笔方法、艺术价值等有了透彻了解，这为他形成自己的书学观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他在《法帖提要》中对自宋至清512种帖刻的逐一评点，体现了他对碑帖研究的深厚功力，也反映了他书学观的形成与碑帖鉴藏研究密切相关。

四、张伯英书学观对当代书坛的启示

4.1回归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