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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土地兼并问题与社会结构

一、引言：被土地牵动的王朝命脉

站在开封城的朱雀门前远眺，汴河上漕船往来如织，茶坊酒肆里飘着新焙的龙团茶香。这是《东京梦华录》里的盛世图景，却也藏着另一重底色——城外的田埂上，老农夫攥着发黄的地契蹲在田头，远处新竖起的“赵家庄”界碑在阳光下刺得人眼疼。土地，这个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命题，在宋代以更复杂的形态展现：当均田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当“不抑兼并”成为基本国策，土地兼并不再是简单的资源集中，而是像一把刻刀，深刻重塑着整个社会的肌理。

二、土地兼并的全景扫描：从阡陌到户籍的剧烈变动

2.1土地集中的“加速度”：从零星到普遍的演变轨迹

北宋初年，经过五代战乱的涤荡，大量无主荒地出现。太祖赵匡胤那句“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的训示，本意是鼓励垦荒——你出钱出力把荒田变成熟地，国家还能多收赋税。最初几十年，这确实促进了农业恢复：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全国垦田数仅295万顷，到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已增至524万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地主阶层投资开垦的成果。

但到仁宗朝（1022-1063年），情况开始异变。洛阳的李觏在《富国策》里感叹：“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这并非夸张之词。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官方统计显示，占人口10%的地主阶层已掌握全国60%以上的耕地；到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年），这个比例更攀升至70%。江南地区甚至出现“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的极端情形，苏州一带的大地主，名下田产动辄跨州连县，收租米每年可达十万石。

2.2兼并手段的“工具箱”：合法与非法的双重运作

土地兼并从来不是单向的“强取豪夺”，而是多种手段交织的复杂过程。最常见的是“正常交易”：富裕农户或商人通过“典卖”获取土地——卖方立契“断骨卖绝”，买方支付钱帛，这在《宋刑统》中是受法律保护的。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伴随高利贷盘剥：比如春耕时，自耕农借了地主十贯钱，秋收时要还十五贯，还不起就拿田契抵，美其名曰“抵当”。

更隐蔽的是“诡名挟佃”：地主把土地分散登记在贫弱户名下，或与官吏勾结“隐田漏税”。婺州（今浙江金华）的例子很典型：当地豪族把千亩良田拆成数十个“户头”，每个户头登记几亩，官府按户收税时，真正的大地主反而成了“下户”。至于“强占”“侵夺”等非法手段，在偏远地区更是常见——福建路的地方志里，记载着地主带人拆毁自耕农的篱笆、填埋界沟的案例，被侵占者去县衙告状，往往因“无契可凭”败诉。

2.3社会阶层的“新图谱”：主户与客户的分野

宋代户籍制度将居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主户是有田产的税户，按资产分为五等；客户则是“无产而侨寓”的佃农。这种划分本身就是土地兼并的产物。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客户占总户数的30%；到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已增至45%。在江西、两浙等土地集中严重的地区，客户比例甚至超过60%。

主户内部也在剧烈分化。一等户（大地主）占主户总数不足5%，却拥有70%以上的主户土地；五等户（最下层自耕农）占主户的60%，土地仅占10%。这些五等户的生存状态极为脆弱：每亩地年收约2石，交完两税（约0.3石）、应付差役（折钱约0.2石）、再还春借的粮（约0.5石），剩下的勉强够全家半年口粮。遇到水旱灾害，只能“卖田宅、鬻妻子”，沦为客户。

三、土地兼并的动力机制：政策、经济与文化的合谋

3.1制度之根：“不抑兼并”的政策导向

宋初的“不抑兼并”并非突然出现的政策，而是对中唐以来土地制度变迁的延续。当均田制因人口增长、土地不足而崩溃，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国家不再直接分配土地，转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太祖曾对近臣说：“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这种对土地私有权的默认，本质上是承认土地作为商品的属性——可以自由买卖，国家只负责登记确权。

但政策的初衷与结果往往背离。仁宗朝大臣包拯在奏疏中直言：“祖宗之法，本以惠农，今乃成兼并之资。”当土地可以自由交易，资本就会向其集中。商人赚了钱，不再扩大商业规模，而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官员领了俸禄，首先考虑“买田置地”；甚至寺院也加入兼并行列——杭州灵隐寺在神宗时拥有山田1300亩，就是历代施主“舍田”的结果。

3.2经济之轮：商品货币关系的推波助澜

宋代商业的繁荣，为土地兼并注入了新动力。汴京的交子铺、杭州的金银铺，让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海外贸易带来的大量铜钱，让财富积累变得更容易。当商人手里有了钱，最“稳妥”的投资就是买地——土地不会像商铺那样毁于火灾，不会像商船那样沉没于大海，还能稳定收租。

更关键的是，货币经济改变了农民的生存逻辑。过去“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下，农民靠粮食和布帛就能生存；现在，政府赋税部分折钱征收（比如两税中的“折变”），农民必须把粮食、布帛拿到市场上卖，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