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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商人群体的身份合法化过程

引言

站在南京秦淮河畔的老商埠前，青石板路上还留着几百年前的车辙印。这里曾是徽商的丝绸栈、晋商的茶票庄、闽商的海货行，如今虽已换了模样，但那些刻在砖墙上的”诚信”二字，仍在诉说着一个群体跨越两朝、历时数百年的身份突围。从被法律明文贬低的”末业之民”，到被社会接纳的”四民之一”；从不能穿绸纱的”贱籍”，到能捐官入仕的”绅商”，明清商人群体用汗水与智慧，在重农抑商的传统堤坝上凿开了一道光——这道光照亮的，不仅是商人个体的命运，更是整个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先声。

一、明初困局：被制度锁死的”末业之民”

1.1法律层面的”身份烙印”

洪武年间的南京城，商铺前挂着的”商户”木牌，就像一道枷锁。《大明律·户律》里明明白白写着：“凡民户，分民、军、匠、灶、商等籍，各安其业”，可这”各安其业”背后，是商人被单独划为”贱籍”的歧视。比如《明会典》规定，“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许着绸纱”。我曾在徽州见到过一块明代的族规碑，上面刻着”子孙有从商者，不得入祠堂行祭”——连宗族都不接纳，更遑论社会认可。

1.2政治参与的”玻璃天花板”

洪武三年的科举放榜，杭州绸商王有财的儿子王秀才名落孙山。倒不是学问不好，而是府学教授直接告诉他：“商户子弟，例不得应举”。这不是个别现象，明初的科举制度明确将”吏卒、倡优、商贾之家”列为”不得预试”的群体。更绝的是户籍制度，商人必须”占籍州县”，也就是只能在户籍地经商，若要去外地，得先向官府申请”路引”，上面要注明姓名、籍贯、去向、货物，沿途关卡逐一查验，稍有不符就扣人罚货。这种制度下，商人连基本的经营自由都没有，何谈身份提升？

1.3社会观念的”道德污名”

翻开明初的笔记小说，商人形象几乎千篇一律：《剪灯新话》里的商人文才不通、为富不仁，《拍案惊奇》中的商人总在算计坑人。苏州大儒方孝孺曾在文章里写道：“商也者，众人为之而未必善者也”，把商人等同于道德低下的群体。连普通百姓都觉得”种田是本，经商是歪门”，我小时候听老辈人说，嫁女儿最忌讳嫁商人，说”铜臭熏得门风坏”。这种集体性的偏见，比法律条文更让商人喘不过气。

二、明中后期破局：经济崛起撬动身份壁垒

2.1商品经济的”底层推力”

成化年间的苏州，情况开始不一样了。随着白银大量流入（隆庆开关后，仅福建月港每年就有数十万两白银进口），市场突然”活”了。松江的棉布”衣被天下”，景德镇的瓷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徽商的茶叶沿着新安江顺流而下，晋商的盐引在两淮盐场换得真金白银。我曾在扬州盐商的旧宅里见过一本万历年间的账册，上面记着一年卖出盐引12万引，获利白银15万两——这样的财富积累，让商人有了说话的底气。

2.2士商互动的”观念破冰”

徽商汪道昆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这位出身盐商家庭的文人，后来官至兵部左侍郎，却始终没忘自己的商人血脉。他写的《太函集》里，专门为107位商人立传，说”良贾何负闳儒”，把商人与大儒相提并论。更有意思的是，很多士大夫开始”弃儒从商”，比如苏州名士唐寅的好友文徵明，其家族就有从商背景；而商人也热衷”贾而好儒”，徽商鲍廷博花30年刻《知不足斋丛书》，被乾隆皇帝称为”儒商典范”。这种双向流动，让”士商对立”逐渐变成”士商相资”。

2.3制度调整的”关键突破”

万历四十年，两淮盐运司贴出告示：“凡商人子弟，在本司所属地方经商年久，准其附籍入学”。这就是后来影响深远的”商籍”制度——商人可以在经商地为子弟申请特殊户籍，参加当地科举。我查过资料，扬州盐商的商籍子弟，在清代中进士的有100多人，比如乾隆年间的大盐商江春，其家族”一门三翰林”。更重要的是，嘉靖年间修订的《问刑条例》里，首次出现”凡客商货物，不许势豪之家指以漏税为由，辄加拦截”的规定，虽然执行有漏洞，但至少从法律上承认了商人财产权。

三、清代深化：制度与观念的双重认可

3.1捐纳制度：政治参与的”便捷通道”

康熙三十年的北京，山西票商范毓馪花了1000两白银捐了个”员外郎”头衔。这在当时叫”捐纳”，虽然被正途出身的官员看不起，但好歹让商人有了”官身”。到了乾隆朝，捐纳制度更完善，《户部则例》规定：“俊秀（无功名者）捐银200两，可入国子监为监生；监生捐银1000两，可补知县”。晋商乔致庸的祖父乔贵发，就是靠捐了个”同知”衔，才在包头城站稳脚跟。据统计，清代通过捐纳获得功名的商人，占所有捐纳者的60%以上——这不是简单的买官，而是商人用经济实力换取政治身份的制度性尝试。

3.2法律保护：从”抑制”到”规范”

乾隆年间的《大清会典》里，“市廛”一节详细规定了”牙行制度”：“凡城乡贸易之处，设牙行以平物价，官给印帖，岁纳税银”。这相当于给商人颁发”经营许可证”，虽然要交税，但也意味着官方承认了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更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