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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卿大夫选任制度研究

一、引言：理解周代政治生态的关键密码

站在博物馆的青铜器展柜前，凝视着大盂鼎内壁那291字的铭文，“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的刻痕依然清晰。这些穿越三千年的文字，不仅记录着周王对贵族的封赏，更暗藏着周代政治体制运行的核心密码——卿大夫选任制度。作为周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级贵族体系的中间层，卿大夫既是诸侯国的实际执政者，又是宗法制下的血缘纽带，其选任方式直接影响着周代政治的稳定与变革。要读懂”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明，就必须揭开这层制度面纱。

二、制度溯源：从商到周的政治基因传承与变异

2.1商代世官制的底色

商代的政治舞台上，“旧人共政”是显著特征。甲骨文中常见”多尹”“多工”等职官称谓，这些职位多由子姓宗族或臣服方国的旧贵族家族世袭。如商王武丁时期的重要辅政大臣甘盘，其家族自商汤时代便世代担任”巫史”之职；而负责军事的”马”官，往往由擅长驯养马匹的家族垄断。这种”世官世禄”的传统，本质上是早期国家对血缘共同体的依赖——在文字尚未普及、治理技术有限的时代，家族记忆与经验传承是最可靠的统治资源。

2.2周人的制度创新：宗法与分封的双轮驱动

周人灭商后，并未简单复制商代的世官制，而是创造性地将宗法制与分封制结合。《礼记·丧服小记》载”别子为祖，继别为宗”，通过”嫡长子继承制”构建起”大宗-小宗”的血缘网络。在分封过程中，周王不仅分封土地，更”授民授疆土”（《大盂鼎铭文》），将”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等族氏整体划归诸侯，这些族氏的首领自然成为诸侯国的卿大夫核心群体。如鲁国的”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便是鲁桓公三个庶子的后裔，其家族地位自分封时便被确立。

这种创新带来两个关键变化：其一，选任标准从单纯的”旧族”扩展为”姬姓血缘+异姓功勋”的复合体系，如齐国的姜氏、晋国的狐氏虽非姬姓，却因辅佐周室有功获得卿位；其二，选任程序从”自然传承”变为”制度确认”，周王通过”册命”仪式（详见3.2）赋予选任合法性，使家族特权与王室权威紧密绑定。

三、核心机制：选任制度的运行逻辑与操作细节

3.1选任的四大基本原则

周代卿大夫选任并非完全的”任人唯亲”，而是在血缘框架内嵌入了多重筛选机制：

首先是”宗法优先”原则。《左传·隐公十一年》载”大夫有贰宗”，卿大夫家族必须严格遵循”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的宗法秩序。以卫国为例，卫庄公死后，其庶子州吁试图争夺卿位，却因”非正嫡”被大夫石碏以”违礼”为由诛杀，这正是宗法原则的现实体现。

其次是”德能补充”原则。《尚书·立政》强调”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要求选拔”吉士”（贤能之士）。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铭文中，周王要求盂”敏朝夕入谏，享奔走”，可见对卿大夫”敏”“谏”“奔走”等实际能力的重视。春秋时期鲁国大夫臧文仲因”置六关”“妾织蒲”被批评（《左传·文公二年》），反证德能标准的存在。

第三是”功勋激励”原则。《国语·晋语四》记载晋文公归国后”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狐偃、赵衰等跟随流亡十九年的功臣家族，正是通过功勋获得卿位。这种机制在西周早期尤为明显，如召公奭因”日辟国百里”（《诗经·大雅·召旻》）的功绩，其家族世代担任太保之职。

最后是”王室调控”原则。周王通过”命卿”制度保持对诸侯国的控制，《礼记·王制》载”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鲁国的”三卿”、晋国的”六卿”最初都需周王册命。即便到春秋中期，晋景公仍派使者”请于周”以任命郤克为卿（《左传·宣公十六年》），可见王室权威的余韵。

3.2选任的具体程序：从推荐到册命的完整链条

周代卿大夫选任有一套严密的程序，以西周中期的”九年卫鼎”铭文为例，其记载的土地交易中涉及五位”三有司”（司土、司马、司工）的选任过程，可窥见一斑：

第一步是”荐举”。卿大夫空缺时，通常由现任卿大夫、诸侯或王室公卿推荐候选人。《周礼·地官·乡大夫》载”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说明地方也有”乡举里选”的补充渠道。如孔子的祖先孔父嘉，便是因”宋穆公以孔父为大司马”（《左传·隐公三年》）的推荐进入卿列。

第二步是”考察”。候选人需经过”试职”考验，《礼记·王制》载”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以士礼葬之”，可见对履职能力的严格考核。西周青铜器”师簋”铭文中，周王要求师”敬夙夜，勿废朕命”，并派内史”册命”前”省视”其治绩，正是考察环节的实证。

第三步是”册命”。这是最核心的仪式，《诗经·大雅·崧高》描述周宣王册命申伯为卿时”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傅御，迁其私人”，可见仪式的隆重。册命地点多在宗庙，周王亲自宣读”命书”（任命文书），授予”命圭”“命服”等信物（《礼记·玉藻》载”公侯伯子男，羔裘豹饰，卿大夫狐裘”），并由史官记录于简册（如”史墙盘”铭文）。这一过程不仅是职位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