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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与汉律的体系差异探讨

在人类法律文明的星空中，罗马法与汉律如同两颗交相辉映却各有轨迹的星辰。前者以”法律是最高的理性”为箴言，从台伯河畔的城邦习惯成长为覆盖地中海世界的”万民法”；后者以”礼法合治”为底色，自”约法三章”的草创逐步发展为”一准乎礼”的中华法系基石。当我们将这两套诞生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法律体系置于比较视野下，其体系差异不仅是法律技术的分野，更是两种文明基因的深刻显现。

一、法律渊源：多元生长与一元整合的分野

法律渊源是法律体系的”源头活水”，罗马法与汉律在这一维度的差异，恰似两条河流的不同汇流方式。罗马法的渊源如同多支流交汇的大河，始终保持着开放与多元的特性。早期的罗马法以习惯法为主，贵族祭司垄断法律解释权，直到公元前450年《十二表法》的颁布，才将习惯法成文化。随着罗马从城邦向帝国扩张，市民法（仅适用于罗马公民）与万民法（适用于非公民）的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后者吸收了地中海周边各民族的法律智慧。更值得注意的是裁判官告示制度——每年新任裁判官会发布处理案件的原则，这些告示因适应社会需求而被后续裁判官沿用，形成”裁判官法”，成为罗马法发展的重要动力。此外，法学家的解答具有法律效力，从盖尤斯到乌尔比安，这些法律学者的著作被皇帝敕令认可为”法律渊源”，《学说汇纂》中收录的9142条法律规则，有3952条来自帕比尼安等五大法学家。

相比之下，汉律的渊源更像一条由主河道主导的江流，始终围绕”律”这一核心进行整合。汉承秦制，萧何制定《九章律》时，以李悝《法经》六篇（盗、贼、囚、捕、杂、具）为基础，增加户、兴、厩三篇，形成基本框架。此后”律”作为稳定的刑事法典，地位不可动摇。而”令”是皇帝临时发布的诏令，“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汉书·宣帝纪》注），具有最高效力；“科”是针对特定事项的单行法规，“科条”多为补充律文；“比”是判例，“决事比”即可以援引的成案。但这些渊源始终处于”律”的统摄之下，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经义成为最高指导原则，“《春秋》决狱”将《春秋》等经典作为判案依据，形成”经义决狱”的特殊渊源。这种一元整合的特点，在《汉书·刑法志》中可见一斑：“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所有渊源最终都服务于维护”大一统”的法律秩序。

站在今天的档案馆里翻看罗马法学家的手稿残卷，再摩挲汉简中斑驳的律文，会清晰感受到：罗马法的多元渊源源于其”共和国-帝国”的复合政体与多民族共存的现实，而汉律的一元整合则根植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中央集权需求。

二、调整对象：公私分野与诸法合体的对立

法律调整对象的差异，本质上是对”法律应该管什么”的不同回答。罗马法最具革命性的创造，是提出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明确：“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涉及个人利益”。公法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私法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涵盖人法（身份、婚姻）、物法（所有权、债）、诉讼法（私益救济）。这种划分使得罗马私法高度发达，仅《学说汇纂》中关于”债”的讨论就占了26卷，从契约的成立要件到违约救济，从无因管理到不当得利，构建起精密的私人权利保护体系。例如《十二表法》第八表规定：“如果用手或棒子打断自由人的骨头，应偿付300阿司罚金；如为奴隶，偿付150阿司”，看似有等级色彩，实则是将人身伤害作为私法上的侵权行为处理，与公法上的犯罪相区分。

汉律则呈现”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特征，所有社会关系最终都被纳入刑法调整。《九章律》中的”户律”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但规定的是”七出三不去”的离婚条件和”不孝”的刑罚；“兴律”涉及工程徭役，却以”乏徭”“稽留”等罪名设定惩罚；“厩律”管理畜牧，也包含”盗马者死”的严苛条款。即便处理民事纠纷，也往往采用刑事手段。比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规定：“诸有责（债）而敢强质者，罚金四两”，将债务纠纷中的强行质押行为直接定为犯罪。这种”刑民不分”的背后，是”法即刑”的传统观念——《说文解字》释”灋”（法的古字）为”刑也”，《唐律疏议》更直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法律的主要功能被定位为”禁暴止奸”，而非权利确认。

记得在博物馆看过罗马的青铜法表复制品，上面密密麻麻刻着”关于继承”“关于买卖”的条款；也见过汉代的律简，每枚简牍上几乎都有”当黥为城旦”“耐为鬼薪”等刑罚字样。这种视觉冲击恰是两种法律调整对象差异的直观写照：罗马法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将社会关系划分为公域与私域；汉律更像一张严密的网，用刑罚之线编织起所有社会关系。

三、体系结构：逻辑理性与经验累积的分途

体系结构是法律的”骨架”，罗马法与汉律在此展现出理性建构与经验累积的不同路径。罗马法的体系化源于对希腊哲学的吸收，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