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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的逻辑：基于“6·17”石首事件的个案研究

一、理论框架：集体行动的核心逻辑解析

（一）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核心假设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石，这一假设认为，个体在行为决策过程中，始终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根本出发点，如同精明的商人在每一次交易中都精准计算成本与收益，力求实现利润最大化。在集体行动的情境下，个体同样会对参与集体行动所投入的成本，如时间、精力、金钱等，与可能从中获取的收益进行细致权衡。集体行动本质上可被视作一种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棘手的困境。

在一个集团中，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个体往往会产生一种“搭便车”的心理倾向。就像在一个小区的公共花园建设中，每个居民都期望花园变得美丽宜人，但部分居民却希望其他人为建设出资出力，自己坐享其成，因为即使自己不付出，也不妨碍享受花园带来的舒适环境。这种“搭便车”行为在大集团中尤为突出，大集团成员众多，个体的贡献在总量中占比微小，个体收益份额相对较小，导致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力被极大削弱，使得大集团在组织协调集体行动时常常面临效率低下的问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集团，小集团成员数量较少，利益相对集中，成员之间相互监督的成本较低。例如一个小型创业团队，成员们为了共同的创业目标紧密合作，彼此能够清晰地了解对方的工作进展和贡献，任何成员的“偷懒”行为都容易被察觉，所以小集团成员更有动力积极参与集体行动，更容易达成协作，实现共同目标。奥尔森所指出的“集团越大，个体收益份额越小，行动动力越弱”这一论断，为深入剖析群体性事件中个体与群体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极为有力的理论工具，使我们能够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去洞察个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行为动机和决策逻辑。

（二）群体性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特征

群体性事件中的集体行动有着独特的表现形式，它与常规的集体行动存在明显区别，通常具有突发性、情绪性与非制度化等显著特征。突发性使得事件往往在短时间内迅速爆发，令人猝不及防；情绪性则表现为参与者容易被强烈的情感所左右，使得行动带有浓厚的感性色彩；非制度化意味着其行动方式往往偏离了正规的制度和程序。

然而，在这些表象之下，群体性事件中的集体行动底层仍然遵循着利益计算的逻辑。以某起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例，周边居民参与其中，对于那些受污染影响严重的居民，如农作物减产的农民、健康受到损害的居民，他们是直接利益关联者，参与行动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健康权益，有着明确的利益诉求。而一些围观的群众，虽然自身没有直接受到污染的实质性损害，但可能出于对环境正义的追求、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等间接情绪共鸣，也加入到行动中来。他们或许是被现场的紧张氛围所感染，或许是基于内心的道德正义感，在这种复杂的情境下，“理性选择”与“非理性冲动”相互交织。一方面，直接利益相关者的行动有着清晰的利益权衡；另一方面，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则更多受到情绪和社会氛围的驱动，二者共同作用，构成了群体性事件中集体行动的复杂图景，需要我们结合具体情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析。

二、个案选择：“6?17”石首事件的发展脉络

（一）事件背景与初始冲突（2009年6月17-18日）

2009年6月17日晚，湖北省石首市笔架山街道办事处东岳山路“永隆大酒店”门前，一具男尸的出现打破了小城的平静。死者涂远高，24岁，是该酒店厨师。当地警方迅速展开现场走访、尸表检验、现场勘查等工作，在未发现身体致命伤且于死者房间找到一份内容为悲观厌世而轻生的遗书后，排除他杀，初步认定为自杀。

然而，涂远高的家属却对这一结论充满怀疑。他们从尸体表象发现诸多疑点，如死者耳鼻内有干涸血块、尸身有伤痕但周围无血迹等，这些疑点让家属难以接受自杀的判定。在强烈的怀疑与不满情绪下，家属拒绝警方将尸体运至殡仪馆，而是将尸体停放于酒店大厅。这一行为使得家属们迅速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初始利益小集团。他们有着明确且一致的利益诉求，即查明涂远高的真实死因，为逝去的亲人讨还公道。

在这个小集团中，成员之间关系紧密，基于血缘亲情的纽带，他们能够高效地沟通与协作。他们深知，只有团结一心，坚守在现场，才能引起社会关注，推动事件真相的查明。这种紧密的联系与明确的目标，使得他们在面对警方的要求时，能够果断拒绝，毫不退缩。他们通过占据酒店大厅这一关键位置，将尸体作为核心焦点，吸引了外界的目光，成功地形成了与警方谈判的重要筹码。就像在一场谈判桌上，他们凭借着对尸体的掌控，获得了与对方对话的机会，展现出了小集团在维护自身利益时的强大行动力和凝聚力。

（二）群体扩散与秩序失衡（6月19-20日）

随着尸体停放于酒店大厅，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围观。起初，围观群众仅有数百人，但仅仅过了一天，人数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