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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底层逻辑与机制构建探究

摘要：本文围绕市域产教联合体，探讨了产教关系在新时代的底层逻辑与机制构建。其中，在底层逻辑方面，以时间为线索，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教联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教结合、新时代背景下的产教融合、基于高质量发展观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四个方面探讨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生成逻辑。在此基础上，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联合体运行机制不健全两个方面梳理了当前市域产教联合体“联而不合”的现实情况。在机制构建上，从健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结构、建设联合体的实践平台、健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运行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机制构建策略。

关键词：市域产教联合体底层逻辑机制构建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产物。从产出导向视角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必然途径。但是，较之传统教育与产业的结合与融合，市域产教联合体更强调产业园区这一空间范围与地方多元资源的聚合力，即在特定的行政区域内，发挥政府的统筹优势、企业的资源优势、行业的需求优势、高校的科研优势，以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构建一个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职业教育生态系统。对高职院校而言，市域产教联合体可提高其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对企业、行业而言，市域产教联合体可以满足其对特定技术技能人才与效益第一的发展需求。本文拟在梳理市域产教联合体形成逻辑的基础上，探讨其在新时代的机制构建策略。

一、市域产教联合体生成的底层逻辑

市域产教联合的宗旨是构建一个紧密连接地方产业需求与教育资源的平台，旨在通过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实现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的无缝对接。诚然，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产教关系的历史演变以及经济发展的实际而变化，即从“产”与“教”的结合、融合再到联合体概念的提出。因此，理顺市域产教联合体产生的底层逻辑，是构建其运行机制的前提。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教联系

从时间维度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政策起点可追溯至1986年，即《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加强合作促进就业前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意见》，该政策首次提出厂校合作培训，即要求本地区的企业与学校对口建立协作联系。［1］在此之前，产教关系一直处于“尝试性试探”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职业教育与企业之间是“捆绑关系”，即在政府的集中管控下，以企业为依托，开展职业教育。这种办学形式符合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在教育供需关系上表现为一元对立的状态，且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的供需关系逐渐发生转变。1980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的《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中指出，职业教育由之前的国家统一办学，转为与厂矿企业、相关业务部门、人民公社共同办学，办学形式与办学主体愈发多元。［2］因此，职业教育不必再依赖企业，可以自主开办工厂，同时企业也能独自办学。至1989年，产教关系进一步联系，即技工学校办学要设立相应工厂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一方面，职业教育面临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企业办厂往往受制于技术技能型人才不足等问题。因此，鼓励技工学校设立工厂，既能解决自身的经费问题，又能进一步拓展办学规模；而厂校合作则解决了企业所需人才短缺的问题。总体而言，产教的关系经历了从政府统一管控到共同办学的转变，尤其是在行政命令下，产教之间属于联系关系，为摸索产教结合模式奠定了基础。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教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完善了产教关系。党的十四大前后，为适应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需要，职业技术教育被推上时代风口，国务院于1991年首次提出职业教育办学的产教结合概念，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技术教育的新实践阶段。其中，产教结合主要体现在职业教育中办学主体多元化以及办学形式的多样性。在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方面，诸如企事业单位、行业、个人、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等，均可以开办技工学校；在办学形式方面，如1995年《关于普通中等专业教育（不含中师）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的联合办学、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产教结合、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的订单培训、200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的订单式培养、2006年《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中的半工半读、2006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的实训基地与厂校合作、2008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的工学交替、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的政府主导、行业指导和企业参与、2011年《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