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人生与隐士情怀——朱敦儒及其《樵歌》研究.docxVIP

隐逸人生与隐士情怀——朱敦儒及其《樵歌》研究

一、朱敦儒的生平轨迹与隐逸思想渊源

（一）早年疏狂：从洛阳才子到“清都山水郎”的自我建构

朱敦儒出生于北宋末年洛阳的一个官宦世家，优越的家庭环境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文学熏陶与悠闲生活的资本。在那个文化氛围浓厚的时代，洛阳作为文人雅士聚集之地，孕育了朱敦儒对自然与艺术的敏锐感知。他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文学才华，在诗、词、书、画、乐等领域皆有涉猎，是当时洛阳文坛的一颗璀璨新星，被列入“洛中八俊”，享有“词俊”的美誉。

朱敦儒早年以清高自许，对功名仕途表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疏离。朝廷多次征召，他皆婉拒，坚称自己“有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这种态度在他的《鹧鸪天?西都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露支风敕，累奏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他将自己比作天宫中掌管山水的郎官，受上天的指派，带着懒散与疏狂的气质，批云支风、留云借月，尽情享受自然的恩赐。他作诗万首、饮酒千觞，对王侯将相不屑一顾，就连那华丽尊贵的天宫与朝堂都懒得归去，只愿在洛阳城中插着梅花，沉醉于山水诗酒之间。这首词不仅是他的自我写照，更成为其隐逸人格的宣言，展现出一种超越世俗、追求自由的精神境界。

在洛阳的岁月里，朱敦儒常常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在林壑名园中游赏，侣渔樵、盟鸥鹭，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他时而“射麋上苑，走马长楸”，尽显公子哥的狂放不羁；时而又在“碧潭明月水中天”的美景中，感慨“谁闲如老子，不肯作神仙”，流露出对归隐享乐生活的满足与陶醉。这种生活方式和态度，与当时北宋末年文人追求自由、超脱的风尚相契合，也为他日后创作大量的隐逸词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和生活体验。

（二）南渡之痛：乱世流离对隐逸内涵的重构

靖康之变，犹如一场狂风暴雨，彻底打破了朱敦儒平静而闲适的生活，也改变了整个北宋的命运。金兵南下，中原沦陷，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朱敦儒被迫离开洛阳，踏上了南渡流亡的艰难之路。在这场浩劫中，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国家的衰败和人民的苦难，曾经的逍遥自在瞬间被现实的痛苦所取代。

南渡途中，朱敦儒历经磨难，饱尝了人间的辛酸。他的词风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早期对山水的赏玩和对自我逍遥的追求，转向了对时代苦难的深沉关注和对家国命运的忧虑。在《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中，他写道：“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登上金陵城楼，极目远眺，清秋时节，万里夕阳余晖洒在大地上，滚滚长江向东流去。然而，眼前的美景并不能抚慰他内心的伤痛，因为中原大地已陷入战乱，士大夫们纷纷逃亡离散，国家何时才能收复失地呢？他只能恳请悲凉的秋风将自己的泪水吹过扬州，洒向那沦陷的故土，表达了他对中原故土的深切思念和对收复失地的强烈渴望。

在《采桑子?彭浪矶》里，“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他以扁舟、旅雁、孤云自比，描绘了自己在乱世中漂泊无依的孤独形象。面对万里烟尘的战乱景象，回首中原，不禁泪满衣襟，抒发了国破家亡的悲痛之情。这些词作，不仅是他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那个时代无数人共同的心声，反映了南渡文人在国难当头时的痛苦、迷茫与挣扎。

乱世中的漂泊体验，使朱敦儒的隐逸情怀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山水之乐，而融入了对生命价值与精神归处的深层思考。他开始反思自己早年的隐逸生活，意识到在国家危亡之际，单纯的个人逍遥已显得苍白无力。此时的他，虽然渴望能够找到一片宁静的乐土，重新回归到隐逸的生活中，但内心深处却始终无法割舍对国家和民族的牵挂。这种矛盾的心理，在他的词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他的隐逸词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和历史责任感。

（三）晚节争议：秦桧幕府经历与隐逸形象的复杂张力

绍兴年间，朱敦儒曾短暂出仕，担任过一些官职。但真正给他的人生带来巨大争议的，是他晚年在秦桧幕府的那段经历。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七十五岁高龄的朱敦儒在秦桧的笼络下，出任鸿胪少卿，成为秦家的“上客”。然而，仅仅十七天后，秦桧便因病去世，朱敦儒也随之被废。

这段短暂的出仕经历，成为朱敦儒人生中的一大污点，遭到了时人的讥讽和后人的诟病。当时就有人作诗嘲笑他：“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似插梅花醉，未必王侯着眼看。”意思是说，朱敦儒早年以清高自许，拒绝出仕，如今却不知为何来到长安（代指临安朝廷），就算他还像以前那样插着梅花沉醉，恐怕王侯们也不会再正眼相看了。

朱敦儒晚年出仕秦桧幕府，这一行为看似与他一生追求的隐逸理想背道而驰，实则暴露了现实压力对他的冲击，以及他内心在气节与生存、理想与妥协之间的挣扎。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对儿子的关爱，因为秦桧任用他的儿子为敕令所删定官，朱敦儒为了儿子的前程，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