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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上搜救社会力量补偿机制：构建与完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蓬勃发展，海上交通愈发繁忙。海洋交通运输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我国海运船队规模、港口货物吞吐量、海上货运量等多项经济指标长期稳居世界前列。2019年我国海洋货物吞吐量已超10亿吨，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满足不断增长的运输需求，我国大力推进港口建设，已拥有如上海、深圳、宁波等一系列大型港口组成的世界最大港口群，这些港口不仅支撑国内贸易，更是在国际贸易中承担关键任务。同时，航道整治和保障能力持续提升，船舶技术不断升级，航运服务水平日益提高。北部湾港借助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陆海空天”一体化海上交通运输安全保障体系，显著提升海上通讯效率、尾气及油污监测面积、航道巡逻执法效率和范围。

然而，海上环境复杂多变，船舶、人员遇险事故时有发生。仅在2015-2017年，全国就有45651人在海上遇难，5265艘船只遇险，其中1073艘沉没。海上搜救作为海上险情事故应急处置和海上安全救助的重要工作，对于保障海上人命安全、保护海洋环境以及维护国家利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的重要体现。我国于1985年加入《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承诺对发生在我国搜救责任区内的海上险情实施快速有效救助。

当前，我国海上专业救助力量在面对日益增长的海上交通和复杂的海上环境时，逐渐显现出不足。社会力量参与海上搜救成为必然趋势。在2011-2020年十年间，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组织搜救行动19914次，社会力量参与海上险情救助的船舶占搜救船舶总数的67.2%。社会救助力量已成为我国海上救助力量的重要补充，为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目前，我国海上搜救社会力量补偿机制尚不完善，在社会力量参与搜救后，其因参与行动而产生的费用支出、设备损耗以及可能遭受的损失等，往往无法得到合理的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力量参与海上搜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完善海上搜救社会力量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保障海上交通安全角度看，合理的补偿机制能够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海上搜救，补充专业救助力量的不足，提高海上搜救的成功率，降低海上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好地保障海上人命安全和海洋环境安全。从提升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角度而言，当社会力量在参与搜救后能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他们会更愿意在海上险情发生时挺身而出，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海上安全保障的良好氛围，促进海上搜救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来说，对社会力量在公益性质的海上搜救行动中付出的成本和损失给予补偿，是对其行为的认可和尊重，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随着海上搜救工作重要性的日益凸显，对海上搜救社会力量补偿机制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关注。一些学者从政策法规角度出发，分析现有海上搜救相关政策法规中关于社会力量补偿的条款，指出目前存在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立法，补偿标准不明确、不细化等问题。如在对《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海（水）上搜救奖励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的研究中发现，虽然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海上搜救的表述，但对于具体的补偿范围、补偿标准以及补偿程序等规定较为模糊，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有效执行。

还有学者从实践案例入手，通过对各地海上搜救行动中社会力量参与及补偿情况的调研，总结出当前补偿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如补偿资金来源不稳定，部分地区过度依赖中央财政预算内安排的专项资金，地方财政投入不足；补偿审批流程繁琐，导致社会力量获得补偿的周期过长，影响其参与积极性等。也有研究从经济学角度，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探讨如何构建合理的补偿机制，以实现社会力量参与海上搜救的成本与收益平衡，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总体而言，国内研究在系统性和深入性上仍有待加强，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指导方案。

在国外，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的海上搜救社会力量补偿机制和完善的海上搜救体系。美国海上搜救体系由国家搜救委员会和美国海岸警卫队二级系统组成，通过评级实施搜救，根据遇险情况确定社会资源是否参与救援，并设有船舶自动互助救助系统的奖励等机制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英国实行大搜救管理模式，搜救执行部门协调国防部、地方政府、警察部门和民间搜救组织共同开展工作，其皇家救生艇协会等社会搜救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澳大利亚由联邦和地方力量共同组建国家搜寻救助理事会，其海上搜救力量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力量、军事力量和民间志愿力量，政府职能部门通过长期固定合同形式向商业机构租赁搜救船舶和飞机，充分整合社会资源。这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