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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追求——论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一、双重现代性的理论奠基：从卡林内斯库到中国语境

（一）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分野

在20世纪80年代，李欧梵参与《剑桥中华民国史》撰写时，首次将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诸副面孔》中提出的理论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这一举措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卡林内斯库在其著作中指出，现代性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即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二者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复杂的关系，常常处于对立的态势。

启蒙现代性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层面的理性化进程，它起源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崇尚理性、科学、进步以及自由等理念，强调通过理性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为社会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在启蒙现代性的影响下，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等一系列变革。

而审美现代性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艺术领域的反抗精神，它是对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反思与批判。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启蒙现代性所倡导的工具理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等基本生存关系严重异化。审美现代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通过艺术的方式对社会现代性所标榜的社会理性、实用工具主义进行公开拒斥，呈现出出人意表的否定激情。例如，印象派绘画强调对光影和色彩的瞬间捕捉，打破了传统绘画对形式和内容的束缚，追求艺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象征主义诗歌则通过象征、隐喻等手法，表达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展现出对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物质化、功利化社会的批判。

李欧梵在研究中敏锐地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呈现出独特的融合性。以“五四”时期的作家为例，他们既深受西方美学现代主义的影响，承袭了其中的反抗情绪，对传统的封建礼教、旧文化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同时，他们又未放弃对科学、理性的坚定信念，试图通过科学与理性来唤醒民众，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像鲁迅，他的作品一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对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展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坚信科学与理性的力量，希望通过文学来启迪民众的智慧，实现思想的启蒙。这种独特的融合性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个人与集体非必然分裂”的特殊现代性形态，与西方现代性中二者的对立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中国现代性的时间与空间重构

在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五四”常常被视为中国现代性的起点，这种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李欧梵突破了这一传统的“五四起源说”，将中国现代性的起点向前推进至晚清时期，并以1895—1927年作为“现代性探索”的关键时期。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这一事件成为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转折点，也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更加深入地思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积极探索新的思想和文化路径，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性的探索进程。

李欧梵以这一时期为研究重点，构建起了一个纵向历史脉络与横向中西参照相结合的研究框架。在纵向历史脉络方面，他深入考察了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文化、文学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揭示了中国现代性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和演变规律。例如，在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秩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倡导新学，翻译西方的著作，传播新的思想观念，为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到了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现代性的发展，白话文运动的开展、新文学的兴起等，都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的重大变革。

在横向中西参照方面，李欧梵将中国现代性的发展置于世界现代性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分析了西方现代性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现代性的独特之处。他指出，中国现代性的发展不仅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例如，在文学领域，中国现代作家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的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的同时，也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风格。

李欧梵强调，中国现代性不仅仅是一种线性进步的时间叙事，它还包含着丰富的空间维度。城市文化，如上海的“摩登”文化，成为了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空间载体。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大都市，在20世纪初期迅速崛起，成为了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上海的“摩登”文化体现在城市的建筑、时尚、娱乐等各个方面，它融合了西方的现代文化元素和中国本土的文化特色，展现出独特的现代魅力。在文学作品中，像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等小说，生动地描绘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喧嚣，展现了现代都市生活对人们思想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