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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文学翻译中的读者主体：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

一、理论溯源：读者主体地位的哲学与译学根基

（一）接受美学视域下的读者中心转向

在传统译学观念里，作者与原文被置于核心地位，译者的任务便是精准还原原文意义，仿佛译文只是原文的机械复制。然而，接受美学的横空出世，彻底打破了这一固有范式，开启了以读者为中心的全新转向。该理论强调，读者绝非被动承接意义的容器，而是充满主动性与创造性的意义建构者。

姚斯提出的“期待视野”这一核心概念，为理解读者与文本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关键视角。“期待视野”是指读者在阅读前，基于自身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审美习惯以及知识储备等因素，所形成的对文本的一种预期和期待。这种期待犹如一张无形的网，影响着读者对文本意义的捕捉与解读。不同读者因其“期待视野”的差异，对同一文学翻译作品的理解和感受也会大相径庭。例如，一位熟读中国古典诗词的读者，在阅读英文翻译的唐诗时，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对古典诗词韵律、意境、文化意象的认知融入解读过程；而一位西方读者，由于缺乏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入了解，其“期待视野”中可能更多地是西方文学的审美标准和思维模式，对同一首唐诗的翻译作品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视域融合”概念则进一步揭示了读者在理解过程中对文本意义的创造性建构。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一种“视域融合”的过程，读者带着自己的“前见”（即“期待视野”）去理解文本，而文本也有其自身的历史视域。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相互碰撞、交融，最终产生一个新的、超越两者的视域。这个新视域既包含了文本原有的意义，也融入了读者的独特理解与阐释。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必须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预判他们的文化背景、审美习惯及认知结构，巧妙地在译文中融入能与读者视域相融合的元素，使译作成为连接原文与读者的坚实桥梁。例如在翻译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时，译者霍克斯充分考虑到西方读者对中国封建贵族生活和文化的陌生，采用了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对一些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和表达进行了巧妙处理，如将“怡红院”译为“HappyRedCourt”，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原文中“怡红”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但却使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实现了与目标读者的“视域融合”。

（二）翻译研究范式的演变与读者显影

回顾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传统译论长期聚焦于“信、达、雅”的文本对等追求，关注的核心多是如何在目标语言中找到与原文最为匹配的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以实现译文与原文在形式和内容上的高度契合。在这种范式下，读者长期处于研究的边缘地带，被视为被动接受译文信息的对象，他们的阅读体验、文化背景以及接受能力等因素，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20世纪后期，翻译研究迎来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促使学者们将目光从单纯的语言层面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而读者作为翻译活动的终极受众，其接受效果直接关系到翻译价值的实现。例如，在翻译一些具有强烈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时，若仅从语言对等的角度出发，可能会导致译文在目标文化中难以被理解和接受，因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如价值观、风俗习惯、历史典故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和感受。因此，读者的地位在翻译研究中日益凸显，成为衡量翻译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

劳伦斯?韦努蒂提出的“译者隐身”与“译者显身”理论，从侧面有力地印证了读者地位的提升。“译者隐身”理论倡导译者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流畅自然，仿若用目标语言创作而成，从而在译文中抹去译者的痕迹；而“译者显身”理论则主张译者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特色，让读者感受到异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也彰显了译者的文化立场和翻译意图。这两种理论看似对立，实则都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读者接受度的深刻考量。译者选择何种策略，本质上是对读者接受度的一种回应。当目标读者对异域文化较为陌生，接受能力有限时，译者可能会倾向于采用“译者隐身”的归化策略，以降低读者的阅读难度；而当目标读者对异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和兴趣，渴望接触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时，译者则可能会选择“译者显身”的异化策略，满足读者的文化需求。这充分凸显了读者在翻译决策中的隐性导向作用，他们的存在和需求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选择。

二、影响读者主体地位的核心因素解析

（一）文化过滤：跨语际传播的接受屏障

文化过滤是文学翻译中无法回避的现象，它如同一道无形的屏障，横亘在源语文化与目标语读者之间，深刻影响着读者对译作的接受。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图式差异是造成文化过滤的重要根源。不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