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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哲学的范式转型：从功利计算到正义建构——论功利主义向正义论的嬗变及其现代启示

一、功利主义的理论基底与历史演进

（一）功利主义的起源与核心特质

功利主义思想萌芽可追溯至古希腊快乐主义传统，经休谟、边沁、密尔等思想家系统化，形成以“最大幸福原则”为核心的伦理体系。其理论特质表现为：以快乐、福利为唯一善，将行为道德性诉诸后果对普遍福利的贡献度，主张通过计算个体苦乐总和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边沁提出“自然把人类置于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强调行为评价仅关注后果的“净快乐值”；密尔则修正边沁的享乐主义，区分快乐质与量，赋予精神快乐更高价值，但核心仍未脱离后果论框架。

（二）功利主义的实践展开与理论张力

在实践层面，功利主义为早期资本主义制度设计提供伦理辩护，其“不偏不倚”的计算方式被应用于法律、公共政策领域，如边沁的刑法改革以威慑犯罪、增进社会整体安全为目标。然而，该理论内在张力逐渐显现：过度追求效用最大化可能导致对个体权利的忽视，如为多数人利益牺牲少数人权益；“快乐”的主观测度难题引发价值相对主义质疑，且未有效解决分配公平问题，埋下后续理论批判的伏笔。

二、正义论的兴起：对功利主义的范式超越

（一）正义论登场的理论与现实语境

20世纪中期，西方社会迎来了一系列重大变革，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人们为争取平等的权利而不懈抗争；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功利主义的局限性愈发凸显。由于功利主义强调“最大幸福原则”，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导致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忽视个体权利的保障，对分配正义的问题也缺乏足够的关注。在面对少数群体的权益保护时，功利主义可能会因为追求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功利主义在解释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其理论的解释力逐渐式微。

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横空出世，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正义论的系统性建构。罗尔斯在书中以“作为公平的正义”为核心，通过“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等极富创意的思想实验，对社会基本结构的伦理基础进行了重构。他试图解决功利主义未能妥善处理的公平与权利问题，为社会正义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罗尔斯的正义论一经提出，便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成为了政治哲学和伦理学领域的重要理论。

（二）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框架

1.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

罗尔斯提出了“原初状态”的假设，这是一种虚拟的、理想化的状态。在“原初状态”中，理性的个体处于“无知之幕”的背后。所谓“无知之幕”，就是这些个体不知道自身的社会地位、天赋、善观念等偶然因素，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处境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仅基于“互不关心理性”来选择正义原则。“互不关心理性”意味着他们在选择时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不关心他人的利益，但由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具体位置，所以无法为自己谋取特殊利益。

这一设定巧妙地剥离了特殊利益的干扰，使得个体在选择正义原则时能够更加公平、公正。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所以他们会从最不利的情况出发来考虑问题，从而确保选择的正义原则能够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无知之幕”后的人们在选择社会的经济制度时，会充分考虑到弱势群体的利益，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这种思想实验为正义原则提供了坚实的契约论基础，使得正义原则的选择具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

2.正义两原则及其优先性

罗尔斯提出了著名的正义两原则，这两个原则构成了他正义论的核心内容。

第一原则是平等自由原则，该原则强调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这意味着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自由，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言论自由，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享有信仰自由，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等。这些基本权利是不可侵犯的，而且自由只能因自由本身而受限。只有为了保障更多人的自由，才可以对某些人的自由进行适当的限制。

第二原则是机会平等与差别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与正义的储蓄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就是差别原则。差别原则的目的是为了缩小社会经济差距，使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帮助，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二是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即机会平等原则。机会平等原则要求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不论其出身、财富、社会地位等因素如何，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社会竞争，获取相应的职务和地位。

这两原则之间呈“词典式次序”，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这就确保了公平对效率的优先性，即在追求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来换取效率的提高。只有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