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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路径研究

引言

站在教育发展的新十字路口，我们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家长困惑“学校通知总在深夜发，配合工作却不知如何参与”，教师感慨“迎检材料堆成山，教学时间被挤压”，校长无奈“自主办学权限有限，特色发展总被框住”。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折射出一个深刻命题——当教育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千校一面”走向“多元特色”，传统以“行政命令”“指标考核”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需求。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是简单的“技术升级”或“流程优化”，而是一场涉及理念、主体、机制、技术的系统性变革，是回应“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根本问题的关键抓手。本文将从现状剖析、关键维度、实践路径三个层面展开探讨，试图勾勒出一条兼具本土特色与时代特征的现代化治理之路。

一、教育治理的现实困境：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型之痛

要谈现代化路径，必先认清当前治理体系的“痛点”。这些痛点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传统治理模式与新时代教育需求碰撞的产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治理理念：行政化惯性与服务意识的失衡

许多地方仍延续“管理思维”而非“治理思维”。比如，某地区教育部门曾要求所有学校统一使用某套教案模板，理由是“便于检查教学进度”，却忽略了不同学段、学科的差异性；再如，家长参与学校事务常被简化为“签字打卡”，名义上是“家校协同”，实则是“单向通知”。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惯性，导致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对话被弱化，学校的主体性、教师的创造性、家长的能动性难以充分释放。

（二）治理主体：单一主导与多元协同的割裂

传统治理中，政府部门几乎承担了“全能管理者”角色，社会力量、市场主体、家庭等多元主体参与渠道有限。以课后服务为例，部分学校因缺乏专业资源，只能提供“看管式”服务，而有艺术、科技特长的机构或个人想参与，却面临资质审核复杂、合作机制不明确等问题。再看教育评价，长期依赖行政部门“一评定音”，缺乏第三方机构的专业评估、师生的自主评价，导致评价结果与实际需求存在偏差。

（三）治理机制：制度刚性与动态适应的矛盾

现有的教育管理制度大多基于“风险防控”设计，强调“不出错”而非“出成效”。比如，教师培训经费使用规定“必须用于线下集中学习”，却限制了线上优质课程的购买；学校基建项目审批流程繁琐，从立项到开工往往耗时半年以上，可能错过最佳施工期。这种制度刚性虽能避免乱象，但也抑制了基层的创新活力，尤其在应对“双减”“新高考”等突发性政策调整时，基层常因“无先例可循”而陷入被动。

（四）治理技术：数字工具与治理效能的错位

近年来，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建设突飞猛进，从“班班通”到“智慧校园”，硬件投入不可谓不大。但部分地方出现“重技术、轻应用”的倾向：有的学校安装了智能考勤系统，数据却只用于统计到校率，未与学生心理健康预警结合；有的教育平台“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学籍、成绩、德育等数据分散在多个系统，教师重复录入信息，家长查询信息需辗转多个APP。技术若不能服务于治理效能提升，反而会成为新的负担。

这些困境的核心，是传统治理模式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公平质量”“社会参与共治”等新时代需求的不匹配。要突破困境，必须抓住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维度，实现从“管得住”到“管得好”、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协同”、从“经验驱动”到“数据赋能”的转型。

二、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维度：理念、主体、机制、技术的系统重构

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有机整体”，需要理念转型提供方向，主体重构激活动力，机制创新保障运行，技术赋能提升效能，四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一）理念转型：从“管理控制”到“服务赋能”的思维革新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现代化治理的核心理念应是“以人民为中心”，具体体现在三个转变：

一是从“行政权威”到“平等协商”。教育部门要放下“管理者”的架子，主动与学校、教师、家长、社会对话。比如，制定校服管理政策时，可通过线上问卷、线下座谈会征求多方意见，避免“一拍脑袋做决定”。

二是从“结果导向”到“过程支持”。过去重“考核排名”，现在要更关注“成长支持”。某省推行“教育观察日志”制度，要求督导人员深入课堂记录教师教学改进过程，而非只看考试成绩，这种“诊断式”督导更能激发基层的内生动力。

三是从“风险规避”到“创新包容”。允许基层在政策框架内“试错”，比如支持学校开展“走班制”“项目式学习”等改革，即使初期效果不完美，只要方向正确就给予调整空间。

（二）主体重构：从“政府独唱”到“多元合唱”的生态重塑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是简单的“增加参与方”，而是明确各主体的权责边界，形成“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会协同、家庭参与”的共治格局。

政府要“退位”与“补位”并重。“退位”是减少对学校具体事务的直接干预，比如取消不必要的检查评比，把课程设置、教师招聘等权限还给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