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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学派思想之探析：复古思潮中的哲学觉醒与时代困境

一、古学派思想的历史语境与生成逻辑

（一）德川时代的社会土壤与学术裂变

德川幕府中期，即17世纪末至18世纪，日本社会迎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日本封建社会的结构虽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但内部却涌动着诸多新的变化。商品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打破了以往自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以大阪、江户、京都为代表的大都市和大量的城下町迅速崛起。这些城市不仅成为商品的集散地，还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其中武士阶层与町人社会成为两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思想观念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逐渐发生分化。

武士阶层作为统治阶层，原本享有诸多特权，他们居住在远离土地的“城下町”，依靠主君赐予的禄米为生。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改变，武士阶层的经济状况逐渐陷入困境。一方面，他们的禄米份额世代不变，无法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幕藩财政困难使得大名将财政压力转嫁给中下层武士，克扣他们的禄米。同时，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推动下，商品价格上涨速度远超稻米价格，而武士的日常开销又依赖于将禄米兑换成货币，这使得他们的实际收入大幅减少，贫困化现象日益普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武士不得不放弃武士身份，开始从事工商业或其他职业活动，其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对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产生了质疑。

町人阶层主要由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他们以武士阶层为主要服务对象。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町人阶层迅速崛起，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巨额财富，控制了全国大部分的商业资本。经济地位的提升使得町人阶层开始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认同，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武士阶层的附庸，而是希望在社会文化领域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町人阶层的思想观念更加注重现实利益和个人享受，与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学术领域，朱子学长期以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据着主导地位。朱子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构建了一套严密的道德形上学体系。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朱子学逐渐暴露出脱离现实的弊端。其过于强调道德的抽象原则，忽视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需求和情感欲望，使得道德规范成为一种高高在上、难以企及的教条，无法真正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阳明学的传入则掀起了一股主体性思潮，其主张“心即理”，强调个体内心的良知和主观能动性。阳明学的思想激发了人们对自我的关注和思考，为当时的学术氛围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由于阳明学过度强调内省和心性的修养，在实践中逐渐陷入空疏，缺乏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土壤和学术背景下，古学派应运而生。古学派以“复古”为旗号，试图打破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思想束缚，重新发掘儒学的实践理性传统。他们认为，只有回归到儒学经典的原义，才能找到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方法，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古学派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儒学开始摆脱对中国宋明理学的盲目追随，走上了一条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道路。

（二）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性继承与断裂

古学派思想家们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尖锐地指出，朱子学和阳明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佛老思想的浸染，从而背离了孔孟原典的“外王”精神。在他们看来，佛老思想强调的是个体的内心解脱和超越，追求的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境界，与儒家积极入世、关注现实社会的精神背道而驰。而宋明理学在吸收佛老思想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儒家的本意，将“道”抽象为一种形上本体，忽视了人伦日用的实践维度。

山鹿素行在其著作《圣教要录》中痛陈宋儒“以心性为学，叛离圣人之道”。他认为，宋儒过分关注心性之学，将道德修养局限于内心的反省和体悟，而忽略了对现实社会事务的参与和治理。这种做法导致了儒家学说的空洞化和形式化，无法真正发挥其经世致用的作用。山鹿素行主张回归到先秦儒家的经典，尤其是《论语》《孟子》等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重建儒家的“外王”之道。

伊藤仁斋在《论语古义》中也强调“孔子之学，主于实行”。他批判理学将“道”抽象为形上本体，使“道”与现实生活脱节。伊藤仁斋认为，孔子的学说并非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关于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践行道德、实现社会和谐的具体指导。他主张从《论语》《孟子》的文本出发，通过对经典的深入解读，还原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本义。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儒家学说的精髓，避免陷入宋明理学的误区。

古学派的这种批判并非是对儒学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去伪存真、回归经典原义的努力。他们试图剥离后世附会在儒家经典上的各种思想杂质，恢复儒家学说的本来面目。古学派继承了儒家重视道德实践和社会责任感的传统，强调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实际行动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在对“道”的理解、道德修养的方法以及对经典的阐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