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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调解协议执行保障

引言：一份协议背后的期待与隐忧

在某社区医院的调解室里，张阿姨攥着刚签好的医疗事故调解协议，手指微微发颤。三个月前，她因术后感染在这家医院住了整整45天，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为治病借了5万块。调解过程中，医院承认存在护理疏漏，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医院30日内一次性赔偿8万元，并承担后续复查费用。“终于有个盼头了”，张阿姨当时抹着眼泪说。可如今协议签了快两个月，她只收到2000元转账，医院以”财务流程未走完”为由拖延。这样的场景并非个例——医疗事故调解协议签订时医患双方都松了口气，但若执行环节掉链子，原本缓和的矛盾可能再次激化，甚至演变成”二次伤害”。

医疗事故调解作为《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明确的三大解决途径之一（另为协商、诉讼），因其高效、低成本、保面子的特点，成为80%以上医疗纠纷的首选解决方式。但实践中，调解协议”签时容易履行难”的问题却像一根刺：据某省医调委统计，近三年受理的2300份医疗调解协议中，约15%存在完全未履行或部分未履行情况，其中患者方因身体康复、急于解决问题往往先让步，结果却成了执行环节的弱势方。如何让调解协议从”纸面上的承诺”变成”口袋里的实在”，已成为完善医疗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关键命题。

一、医疗事故调解协议执行难：现实困境与深层诱因

要破解执行困局，先要厘清”难”在哪里。从一线调解工作者的反馈和典型案例来看，执行障碍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一）主观层面：履约意识与诚信缺失

在某市医调委的调解档案里，有这样一份记录：患者因手术器械遗留体内达成赔偿20万的协议，医院却在支付首笔5万后，以”新任院长不认可前任决策”为由拒绝继续履行。这种”新官不理旧账”的情况并非个例，部分医疗机构存在”先签协议稳住患者，后续能拖则拖”的心态。更有甚者，个别患者方在接受赔偿后，以”当时不懂法”“赔偿金额过低”为由反悔，要求追加补偿，导致协议失效。

这种诚信缺失的背后，是对调解协议法律效力的认知偏差。很多人误以为”调解协议只是双方商量着玩的”，没意识到根据《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但合同的”有约必守”原则在医疗纠纷中常被轻视——患者可能因急于解决问题而接受显失公平的条款，事后反悔；医疗机构则可能仗着专业优势，利用患者对医学、法律的信息差，在协议中设置模糊表述（如”适当补偿”），为后续扯皮留空间。

（二）客观层面：履约能力与条件限制

去年冬天，某乡镇医院因接生失误导致新生儿脑损伤，调解协议约定医院分三年赔偿35万元。但协议履行到第二年，医院因疫情期间门诊量骤减、财政拨款延迟，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更别说继续赔偿。这种”履行不能”的情况在基层医疗机构尤为突出——部分乡镇医院、民营医院抗风险能力弱，一旦遇到大额赔偿，很可能陷入”赔了就关门”的困境。

患者方也可能出现履约障碍。比如，协议约定患者需配合进行后续康复治疗以确认赔偿金额，但部分患者因经济困难无法继续治疗，导致协议中的”分期支付”条件无法触发；还有的患者因病情恶化去世，家属对赔偿分配产生分歧，影响协议执行。

（三）制度层面：监督缺位与救济不畅

现行法律对调解协议执行的监督机制存在”碎片化”问题。根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调解协议签订后，双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但实践中主动申请确认的比例不足30%。因为很多患者觉得”都调解好了，没必要再跑法院”，而医疗机构也不愿”多此一举”。一旦协议未履行，患者只能以”合同纠纷”起诉，耗时3-6个月，反而比直接诉讼更麻烦。

此外，调解机构的”重调解轻跟踪”现象普遍存在。多数医调委在协议签订后即结案，缺乏对履行情况的定期回访。某医调委工作人员坦言：“我们总共就5个人，每年要处理200多起纠纷，调解阶段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实在没精力盯着每家医院还钱。”监督缺位加上救济渠道不畅，让部分义务人产生”不履行也没事”的侥幸心理。

二、医疗事故调解协议执行保障的关键维度

要让调解协议”落地有声”，需要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救济”的全链条保障体系，重点从四个维度发力：

（一）筑牢法律根基：明确效力层级与履行规则

法律是协议执行的”定海神针”。首先要强化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认知。《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条明确”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进一步规定，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但现实中，很多当事人并不清楚这”关键一步”。因此，调解机构在签订协议时，应当主动向双方释明：“这份协议不仅是你们的约定，还可以通过法院确认变成’判决书’，对方不履行的话，法院可以直接扣钱扣物。”

其次要规范协议内容的制定。调解协议必须包含”五明确”：明确履行主体（是医院还是具体科室？）、明确履行内容（是赔偿款还是后续治疗？）、明确履行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