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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合国反腐公约》审视我国受贿犯罪立法的完善之路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今社会，腐败问题犹如一颗毒瘤，侵蚀着国家的政治生态、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受贿犯罪作为腐败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受贿犯罪的惩治与预防，不断完善相关立法。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以《刑法》为核心，包括一系列司法解释和相关法律法规在内的受贿犯罪法律体系，对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受贿犯罪呈现出手段多样化、方式隐蔽化、跨国化等新特点，现有的立法在应对这些新变化时逐渐暴露出一些不足。

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的反腐败国际法律文件。《公约》的出台，为国际社会共同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框架和合作平台，其涵盖了预防、打击、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对世界各国的反腐败立法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2003年12月10日，我国签署了《公约》，并于2005年10月批准，这体现了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反腐败合作的坚定决心。作为《公约》的缔约国，我国有义务在国内立法中体现《公约》的要求和精神，使国内受贿犯罪立法与国际接轨。

完善我国受贿犯罪立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国内反腐工作角度来看，受贿犯罪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法治秩序，侵蚀了国家的根基。通过完善立法，能够更加精准地打击受贿犯罪行为，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国际合作角度而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腐败犯罪呈现出跨国化趋势，加强国际合作成为打击腐败的必然要求。与《公约》接轨的立法能够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在反腐败领域的合作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便于开展引渡、司法协助、资产追回等工作，提高国际反腐败合作的效率和效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腐败挑战。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众多学者对受贿犯罪立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方面，不少学者针对我国刑法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展开讨论。有学者认为该要件限制了受贿罪的打击范围，建议予以取消，以便更全面地惩治受贿行为；也有学者主张对其进行重新解释和界定，使其更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在贿赂范围上，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现行立法将贿赂限定为财物过于狭窄，应将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纳入其中，以适应受贿手段多样化的现实情况。还有学者对受贿罪的主体范围进行探讨，认为应进一步明确和扩大主体范围，避免出现法律漏洞。在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衔接研究方面，学者们分析了我国现行立法与《公约》的差异，如罪名设置、犯罪构成要件等方面的不同，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包括增设罪名、修改犯罪构成要件等，以实现我国受贿犯罪立法与《公约》的协调统一。

在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受贿犯罪立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一些国家采用多元化的罪名设置模式，对不同类型的受贿行为进行细分，使刑事法网更加严密。例如，日本刑法规定了单纯受贿罪、受托受贿罪、事前受贿罪等多个罪名。在贿赂范围上，多数国家采用“大范围贿赂”的立法模式，将财物、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均视为贿赂。在刑事责任方面，国外普遍规定了自由刑、罚金刑等刑罚措施，有些国家还规定了资格刑，以剥夺犯罪人的相关权利，加大对受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国外学者还从犯罪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对受贿犯罪进行研究，分析受贿犯罪的成因、预防措施等，为立法完善提供理论支持。

尽管国内外在受贿犯罪立法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与空白。现有研究在某些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存废、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范围的具体标准等。对于如何在我国国情和法律体系框架下，充分吸收借鉴《公约》的先进理念和规定，实现立法的本土化转化，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国际合作方面，对于如何解决因法律制度差异导致的合作障碍，以及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国际反腐败合作机制，相关研究还不够完善。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将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是基础，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的学术著作、期刊论文、法律法规、研究报告等文献资料，全面了解受贿犯罪立法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研究现状，梳理相关理论和观点，为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比较分析法也是重要的研究手段，对我国现行受贿犯罪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进行详细对比，同时对国内外受贿犯罪立法进行比较，找出差异和差距，总结经验教训，为我国立法完善提供参考。案例分析法同样不可或缺，通过分析典型的受贿犯罪案例，深入探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检验立法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从实践角度提出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