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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刑律衔接与制度延续性

站在北京故宫的午门之下，仰头望那斑驳的城砖，总会想起六百年前的法槌落下时的声响。元明两朝，一个是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一个是汉人重掌的帝国，看似天壤之别的政权更迭背后，刑律制度却像一根隐没在历史褶皱里的丝线，将两个时代的法治脉络悄然缝合。这种衔接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在碰撞、调适与传承中形成的独特延续性。要读懂这段历史，或许得从翻开那些泛黄的律典残卷开始。

一、立法基础：从”断例”到”律典”的范式传承

1.1元朝的”混合立法”对明朝的启示

元朝建立初期，法律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多元特征。一方面，蒙古传统的”大扎撒”（习惯法）仍在草原旧部中沿用，另一方面，面对中原汉地的治理需求，又不得不借鉴金《泰和律》（以唐律为蓝本）的框架。这种”蒙古法+汉法”的混合模式，在《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等立法成果中尤为明显。比如《大元通制》分”诏制”“条格”“断例”“别类”四部分，其中”断例”类似于唐宋的”律”，收录了1151条刑事判例；“条格”则是行政与民事法规，这种”律例并行”的体例，实则为明朝”律例合编”的立法模式埋下了伏笔。

我曾在国家图书馆见过《元典章》的影印本，其中”刑部”部分密密麻麻记载着各种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意思的是，这些断例并非完全推翻唐律传统，反而大量保留了”诸斗殴杀人者绞”“诸窃盗初犯刺左臂”等与唐律精神一致的条款。这种对汉法传统的隐性继承，让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时，并未将元朝法律视为”异质”，而是当作可资借鉴的”前鉴”。正如《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朱元璋曾对臣下说：“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然其旧律，亦有可取者。”

1.2《大明律》对元朝立法技术的吸收

《大明律》的编纂历时三十年（1367-1397），经历了草创、更定、颁行三个阶段。若仔细比对《大明律》与《大元通制》的篇目结构，会发现许多微妙的关联。比如元朝”断例”中已出现”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十二篇的雏形，而《大明律》最终定型的十二篇结构，虽号称”准唐律”，实则与元朝的篇目划分高度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在”名例律”中确立的”五刑”“十恶”“八议”等核心制度，其具体内容与元朝《大元通制·名例》中的规定几乎如出一辙。

以”五刑”为例，元朝虽保留了蒙古传统的”杖折笞”（将笞刑折为杖刑），但基本刑种仍为笞、杖、徒、流、死，与唐律一致；明朝则明确将”五刑”定为笞（10-50）、杖（60-100）、徒（1-3年）、流（2000-3000里）、死（绞、斩），连刑具规格（如笞杖的长度、厚度）都与元朝《至元新格》中的规定相差无几。这种对刑罚体系的传承，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法律传统在政权更迭中保持韧性的体现。

二、核心罪名：伦理与秩序的坚守与调适

2.1“十恶”重罪的一脉相承

“十恶”作为中国古代最核心的罪名体系，自《北齐律》确立以来，历经各朝发展。元朝虽为少数民族政权，却在《大元通制》中完整保留了”十恶”条款，仅对个别罪名的表述稍作调整。比如将”大不敬”改为”大不恭”，但内涵完全一致；明朝《大明律·名例律》则直接沿用”十恶”名称，并详细解释每一条的适用情形。这种对”十恶不赦”原则的坚持，背后是对儒家伦理秩序的共同维护。

记得在研究元朝案例时，发现至元年间有一起”子殴父母”案，地方官援引”十恶·恶逆”条，判处该子凌迟。而明朝洪武年间，同样发生过”子弑继母”案，刑部依据《大明律·刑律·斗殴》“子孙殴祖父母父母”条，同样判处凌迟。两朝判决结果的一致，恰恰说明”恶逆”作为”十恶”之首，其惩治力度在元明间从未松动。这种对家庭伦理的保护，本质上是将”家国同构”的传统政治理念融入刑律，无论政权如何更迭，维护家族秩序始终是维护国家秩序的基石。

2.2“六赃”体系的延续与细化

“六赃”是针对官吏贪腐的核心罪名，包括”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坐赃”。元朝在《大元通制·职制》中详细规定了”诸职官犯赃”的处罚标准，比如”受财枉法一贯以下杖七十，至五十贯流北鄙”；明朝《大明律·刑律·受赃》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将”受财枉法”的量刑标准从”一贯”精确到”一贯以下”（杖七十）、“一贯至五贯”（杖八十），直至”八十贯”（绞）。这种对赃罪的精准打击，看似是明朝的创新，实则是对元朝”计赃论罪”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更有意思的是，元朝为防止官吏利用职权谋私，规定”诸监临官辄举贷于民者，取与各杖一百，利钱没官”；明朝则在《大明律》中明确”凡监临官吏，于所部内举放钱债、典当财物者，杖八十；违禁取利者，依不枉法论”。两朝法律条文的表述虽有差异，但禁止官吏与民争利的核心思想完全一致。这种对”吏治清明”的追求，让元明刑律在打击贪腐的问题上形成了跨越朝代的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