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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租庸调制的运作机制——兼论汉唐赋税制度的演变脉络

一、引言：从制度溯源说起的历史钩沉

当我们翻开《旧唐书·食货志》，“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记载总让人联想到一个有序运转的赋税体系。不过需要先澄清一个常见的历史认知：严格意义上的”租庸调制”是唐初在均田制基础上确立的赋税制度，而汉代并未直接使用这一名称。但奇妙的是，若将”租”（田税）、“庸”（徭役）、“调”（户调）视为赋税体系的三大支柱，汉代早已有了清晰的雏形——这就像观察一棵大树的根系，唐代的租庸调制是枝叶，汉代的赋税制度正是深埋地下的主根。

要理解汉代社会的运行逻辑，赋税徭役是绕不开的关键。想象一位西汉中期的农夫，春耕时在田里劳作，秋收后要交粮食给官府，农闲时可能被征去修城墙，冬天还要准备几匹布帛以备临时调发。这些具体的生活场景，正是汉代赋税制度的生动注脚。本文将以”租”“庸”“调”为脉络，还原这套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千余年的制度在汉代的真实运作图景。

二、“租”：土地税的征收逻辑与演变轨迹

（一）田租的核心地位与立法依据

汉代的”租”主要指土地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初定天下时，因”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即按土地产量的十五分之一征收。这个税率看似不高，却已是对秦代”收泰半之赋”（征收三分之二）的重大调整。到了文帝时期，这位以节俭著称的皇帝两次下诏减租：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除田之半租”，将税率降至三十分之一；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更”除田之租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全国性田租免征。当然这种”全免”并非长期政策，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正式确立”三十税一”为常制，这个税率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东汉初虽短暂恢复”什一之税”，但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即下诏”复三十税一”，可见其合理性已被社会广泛接受。

土地税的征收对象是土地的实际产出，这就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如何确定土地面积？如何评估产量？汉代实行”名田制”，即百姓按身份等级占有土地并登记在册，地方官府每年”八月算人”时，会同步核查田亩。《居延汉简》中多有”田五十亩”“田百亩”的记录，说明基层官吏会逐户登记。产量评估则采用”以顷亩出税”的方式，根据土地肥瘠分为上、中、下三等，例如《张家山汉简·田律》规定”旱田户取十斗，田多者取十五斗”，这里的”斗”应为单位面积的标准产量。

（二）减免与调整：应对灾荒与社会矛盾的弹性机制

汉代田租并非铁板一块，遇到水旱灾害或特殊事件，朝廷会下诏减免。《汉书·文帝纪》载前元十二年”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类似的记载在《汉书》《后汉书》中屡见不鲜：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诏毋收今年田租”；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这些减免并非随意为之，地方官员需如实上报灾情，经中央核实后才能执行。《居延新简》中有”诣官言灾”的简文，说明农民可直接向官府报告受灾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田租的减免更多惠及自耕农，而豪强地主因隐匿田产往往受益更多。《后汉书·刘般传》载”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敕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反映出地方官吏为完成任务，甚至将未耕种的土地也计为应税田亩，这种”摊派”现象在东汉尤为突出，成为后来”度田事件”的导火索。

三、“庸”：徭役制度的运行模式与代役折纳

（一）徭役的类型与服役期限

汉代的”庸”主要指徭役，可分为三类：更卒、正卒、戍卒。更卒是最普遍的劳役，《汉旧仪》载”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年五十六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但实际更卒的服役年龄从十五岁开始，到五十六岁结束，每年需服役一个月，任务包括修城垣、治河渠、转输漕粮等。正卒是兵役，男子二十三岁起需服两年：一年在郡国为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或楼船士（水军），接受军事训练；一年到京师为卫士，负责宫廷或官府警卫。戍卒是边境戍守，理论上每人每年需戍边三天，但因路途遥远，实际执行时改为”一岁一更”，即一人戍边一年，其他人出钱代役。

这些徭役看似制度严密，实则给普通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盐铁论·备胡》中贤良文学的控诉很有代表性：“今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郡者，绝殊辽远，身在胡、越，心怀老母。老母垂泣，室妇悲恨，推其饥渴，念其寒苦。”一个普通农夫，十五岁开始服更卒，二十三岁服正卒，一生中有十几年光阴耗费在徭役上，若遇到战争，服役期限还会延长。

（二）更赋：代役制度的货币化转型

为解决”役重民苦”的问题，汉代逐渐形成代役制度，即”更赋”。《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