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思考及其完善——基于规范理论与实践困境的双重视角.docxVIP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思考及其完善——基于规范理论与实践困境的双重视角

一、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基石

（一）举证责任的内涵解析

举证责任制度源远流长，其起源可追溯至古罗马法时代。彼时，罗马法确立了“原告有举证责任之义务”以及“肯定者应负举证，否定者不负举证责任”等原则，这些原则为后世举证责任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历经漫长的发展演变，现代举证责任融合了推进责任与说服责任双重属性。从本质上讲，举证责任是指在案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困境时，由法律预先设定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风险的制度。其核心要义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证据提出义务，当事人需积极提供证据以支持自己的主张；二是不利后果承担，当无法完成证明任务时，需承受败诉的不利后果。

与民事诉讼奉行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以及刑事诉讼中“控方举证”规则不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有着独特的价值追求，它致力于在公权力监督与私权利保护之间探寻微妙的平衡。在行政诉讼中，强调被告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初步证明责任，这是基于行政行为的公权力属性以及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主导地位所决定的。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理应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程序规则，在进入诉讼程序时，自然应当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撑其行为的合法性。例如，在行政处罚案件中，行政机关若对某企业作出罚款的处罚决定，在诉讼中就需要拿出充分的证据，如企业违法的事实证据、处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以证明该处罚行为合法。同时，行政诉讼也不排除原告在特定事项上的举证义务，这既能保障原告的诉讼权利，也有助于案件事实的全面查明。

（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独特属性

公权监督导向性：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主要举证责任，根源在于“先取证后裁决”的行政程序原则。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必须先收集充分的证据，依据法律法规进行裁决。在诉讼中，要求行政机关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就如同在行政程序的后端设置了一道监督关卡，能够有效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以行政许可案件为例，行政机关若拒绝为申请人颁发许可证，在诉讼中就需要证明其拒绝行为是基于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材料不齐全等合理理由，且有相应的证据支持。若行政机关无法提供充分证据，就可能面临败诉的结果，这促使行政机关在日常执法中更加谨慎、规范地行使权力，防止权力滥用。

原告诉权有限性：原告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限于特定事项，如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这是启动诉讼程序的基本前提。原告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有明确的被告、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等。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要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例如原告向行政机关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就需要提供申请书、邮寄凭证等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申请行为。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还需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包括损失的种类、范围、程度等。这种有限的举证责任规定，体现了对公民诉权的合理规范，避免原告随意提起诉讼，浪费司法资源。

规范适用特殊性：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需结合行政行为类型的差异进行区分。对于侵益性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由于这类行为直接对相对人的权益造成限制或剥夺，被告行政机关对其合法性的根据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以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而在授益性行政行为中，如行政许可、行政奖励等，除了被告对其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一定举证责任外，原告需对符合申请条件承担初步证明责任。例如，在行政许可案件中，原告若主张行政机关应当给予其许可，就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满足许可的法定条件，如具备相应的资质、符合相关的技术标准等。对于行政不作为案件，原告需证明其已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且行政机关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被告则需对其不作为的合法性进行举证。这种根据行政行为类型区分举证责任的方式，能够更精准地适应不同行政行为的特点，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二、现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实践困境

（一）分配原则的科学性不足

合法性与合理性证明割裂：在现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下，过于侧重被告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然而对于行政处罚合理性、行政裁量适当性等关键问题，却缺乏明确的界定。这一缺失使得在司法审查过程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陷入模糊不清的状态。以某起行政处罚案件为例，行政机关对某企业处以高额罚款，企业认为该处罚不合理，超出了合理的裁量范围。在诉讼中，被告行政机关虽然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处罚行为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即满足合法性要求，但对于处罚的合理性，双方各执一词，却没有明确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来指引。当原告指控行政机关程序违法时，同样缺乏统一且明确的证明标准，导致不同法院在类似案件的审理中，可能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行政不作为案件责任失衡：在行政不作为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存在明显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