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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进程的双重逻辑：渐进性与推进性的辩证统一

一、引言：中国法治道路的独特性命题

在全球法治现代化的浪潮中，中国法治建设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核心在于渐进性与推进性的有机统一。这种特性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土壤之中。中国的法治进程既非一蹴而就的激进变革，亦非消极无为的缓慢演进，而是在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下，以渐进积累为基础，以主动推进为动力，逐步构建起符合国情的法治体系。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更体现了中国在应对本土问题、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智慧。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期，人治传统深厚，法治观念的培育与法治体系的建设面临着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挑战。从社会层面而言，中国地域广阔，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与认知水平差异显著，这决定了法治建设必须充分考虑现实条件，稳步推进。在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与现代法治理念既有契合之处，也存在冲突，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的有机融合，成为法治建设中的关键课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法治的渐进性与推进性成为解决复杂问题、实现法治目标的必然选择。渐进性使得法治建设能够在尊重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经验，稳步提升法治水平；推进性则赋予法治建设以主动变革的力量，使其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征，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逻辑，把握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中国法治渐进性的现实根基与表现形态

（一）社会转型期的基础性制约

中国法治建设的起步，正值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分化与治理模式重构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尚在发育之中，许多市场规则和机制还不够完善。例如，在金融市场，早期的股票市场存在诸多不规范行为，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现象时有发生，这反映出相关法治建设的滞后，而法治的完善也需要随着市场的成熟逐步推进。公民社会的成熟度不足，公众参与法治建设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传统人治文化的惯性依然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领域，行政权力干预司法、以言代法的现象仍未完全杜绝。

以国有企业改革中破产法的实施为例，就充分体现了法治推进对社会承受力的动态考量。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大量国有企业面临破产重组的问题。但破产法的实施不能一蹴而就，因为这不仅涉及企业自身的债务清算、资产处置，还关系到大量职工的权益保障和社会稳定。如果简单地按照理想化的破产法模式快速推进，可能会导致大量职工失业，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采取了渐进性的安排，先进行试点，逐步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细则。通过建立职工安置保障机制，确保职工在企业破产过程中的基本生活和再就业权益，同时，合理安排债务清偿和资产处置，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法治推进与社会稳定的平衡。这种“问题导向”的改革逻辑，要求法治建设必须立足现实国情，分阶段、有步骤地突破，避免脱离实际的理想化设计，确保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共进。

（二）制度生长的累积性特征

中国法治遵循着“实践探索—经验总结—制度定型”的渐进路径，通过试点改革、政策引导与法律完善的良性互动实现制度的迭代升级。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1987年，全国首例“民告官”案件——包郑照诉苍南县政府案，开启了我国行政诉讼实践的先河。在当时，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尚处于初步建立阶段，相关法律规定并不完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审理程序等都缺乏明确的规范。但这起案件的出现，为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后，通过对一系列类似案件的审理和总结，不断积累经验，逐步明确了行政诉讼的相关规则和程序。1989年，《行政诉讼法》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初步定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行政诉讼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又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受案范围过窄、诉讼程序不够便捷等。2014年，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了修订，扩大了受案范围，完善了诉讼程序，进一步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一过程展现了从个案突破到体系建构的渐进式制度生长，通过不断地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逐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避免了“休克疗法”式的制度断裂风险，使制度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法治观念的培育性进程

在传统“厌讼”文化与现代权利意识并存的复杂语境下，法治观念的普及成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其依赖于长期持续的教育引导与司法实践的深刻塑造。以上海“行人闯红灯致他人被轧身亡案”（2024年）的判决为例，这一案件的判决结果不仅是对具体案件的裁决，更是一次法治观念的生动传播。在传统观念中，行人往往被视为交通中的弱势群体，即使存在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也可能被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