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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口普查制度的历史沿革

引言

站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碑》前，指尖轻触斑驳的石纹，忽然想起千年前长安城中那些手持简牍的里正——他们走街串巷，核对每户人口的姓名、年龄、相貌，将数据刻进竹简，再层层上报。这看似琐碎的日常，实则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根基。人口普查，从来不是简单的数字统计，它是国家掌握赋税来源的“账本”，是征发徭役的“名册”，更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石”。从商周的“登民数”到明清的“黄册”，从“编户齐民”到“摊丁入亩”，这套延续三千余年的制度，既见证了王朝的兴衰，也记录着普通百姓的生存轨迹。

一、萌芽与奠基：先秦时期的人口统计雏形

若要追溯中国古代人口普查的源头，需回到“家国同构”的商周时代。此时的人口统计，带着鲜明的“血缘政治”印记。

1.1商代：神权下的“登人”制度

殷墟甲骨文中，“登人三千”“登人五千”的刻辞屡见不鲜。这里的“登”，即是统计、征集之意。商王频繁“登人”，主要为了两件事：一是发动战争时征调兵员，二是举行祭祀时确定参与人数。例如武丁时期的卜辞记载：“贞，登人乎涿？”意思是问：是否统计人口去涿地作战？此时的统计对象以“族”为单位，由各宗族首领上报，数据粗略且带有随意性，但已具备“人口调查”的原始形态。

1.2周代：礼制框架下的系统管理

到了西周，随着“分封制”与“宗法制”的成熟，人口统计被纳入“礼制”体系。《周礼·秋官·司民》中明确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这里的“版”是书写用的木牍，“生齿”指婴儿长出乳牙（约8个月大），意味着从婴儿期就要登记。司民作为专职官员，每年要将统计数据上报给“冢宰”（相当于宰相），再由冢宰呈送周王。更值得注意的是，周代已形成“三年大比”的制度——每三年进行一次全面核查，不仅登记人口，还记录“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周礼·地官·乡大夫》），即根据身高（代表年龄）划分服役标准。这种将人口与赋役直接挂钩的做法，为后世奠定了“以籍定赋”的核心逻辑。

1.3春秋战国：变法推动下的突破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促使各国竞相变法，人口统计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强国之本”的高度。秦国的“户籍相伍”、齐国的“书社制度”、魏国的“上计”之法，都是典型代表。尤其是商鞅变法，提出“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要求全国人口无论男女都要登记，生需添籍、死要销户，还首创“连坐法”——若隐匿人口，同伍之人皆受罚。这种“全民皆籍”的理念，打破了商周以来“贵族豁免”的传统，标志着人口普查从“血缘统计”向“国家控制”的质变。

二、制度化与完善：秦汉至隋唐的体系成型

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为人口普查的制度化提供了政治基础。从“编户齐民”到“手实貌阅”，制度设计愈发精细，技术手段不断升级。

2.1秦汉：“编户齐民”与“案比”之制

汉代人常说“籍为民数”，意思是户籍是百姓的“第二生命”。刘邦入咸阳时，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萧相国世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户籍档案。正是凭借这些数据，汉初迅速恢复了对全国人口的控制。

汉代的核心制度是“编户齐民”：将百姓按户编入户籍，注明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资产（如田宅、牲畜）等信息，统称“名数”。每年八月，各郡国要举行“案比”（即人口核查），《后汉书·江革传》记载：“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可见案比时，百姓需亲自到官府核对，连行动不便的老人也要由家人抬着或用车拉着去，足见其严格。核对无误后，乡官将数据汇总为“户籍簿”，逐级上报至县、郡，最终由丞相府统计全国“户赋”“口赋”（人头税）。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已达5959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精确的全国人口统计。

2.2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制度调适

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战乱，户籍制度经历了剧烈动荡。一方面，大量人口逃亡形成“流民”，豪强地主隐匿人口形成“荫户”，官方统计的“户籍”与实际人口严重脱节；另一方面，各政权为争夺资源，又不得不尝试创新。

最典型的是北魏的“三长制”。孝文帝改革时，采纳李冲建议，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设立邻长、里长、党长（合称三长），负责“定民户籍，检括隐漏”。三长由地方推举，直接向州郡负责，既抑制了豪强荫庇，又能更精准地统计人口。此外，南朝的“黄籍”（用黄檗染纸防蛀的户籍）与“白籍”（临时登记流民的户籍）并行，反映了战乱时期人口管理的灵活性。

2.3隋唐：“手实”与“貌阅”的精密配合

隋唐结束分裂后，人口普查进入“技术流”阶段。隋代首创“大索貌阅”，唐代发展为“手实”“团貌”“计帐”相结合的体系，堪称古代人口普查的“黄金时代”。

隋开皇五年（585年），文帝杨坚鉴于“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