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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五铢钱制度研究

引言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展柜里，一枚枚青锈斑驳的古钱静静躺着，外圆内方的轮廓、“五铢”二字的钱文，跨越两千年光阴仍清晰可辨。这便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常青树”——汉代五铢钱。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初铸，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废止，五铢钱流通长达739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最久、影响最深的金属铸币。它不仅是汉代经济的”血液”，更是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载体。要理解汉代如何从”钱法大坏”走向”币制归一”，五铢钱制度的形成、运作与影响，正是一把关键的钥匙。

一、五铢钱制度的起源：从”钱法大坏”到制度革新的必然

1.1汉初货币混乱的困局

秦统一后推行”半两”钱制，规定”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史记·平准书》）。但秦末战乱导致铜料短缺、铸行失控，到刘邦建立汉朝时，“秦钱重难用”（《汉书·食货志》）的问题已十分突出。为解决流通不便，汉初采取”放民铸钱”政策，允许民间自行铸造轻小的”荚钱”。这种钱轻到”如榆荚”（《史记·平准书》注），重量不足一铢（约0.65克），而标称”半两”（十二铢），实际价值与面值严重背离。

想象一下，西汉初年的长安市集上，买一斗米可能需要用几十枚甚至上百枚荚钱，钱串子扛在肩上比米袋还沉；商人们收账时，得带着小秤逐一称重，稍不留神就可能收到被剪凿边缘的”剪轮钱”。更严重的是，地方豪强借此囤积铜料、私铸牟利，吴王刘濞”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史记·平准书》），最终成为吴楚七国之乱的经济基础。文景时期虽尝试改革，如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铸”四铢半两”并”除盗铸钱令”，但允许民间按标准铸造的政策，反而让”吴邓氏钱布天下”（《史记·平准书》）——吴王刘濞与大夫邓通的私铸钱反而成了市场主流，中央财政陷入”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汉书·食货志》）的通胀泥潭。

1.2汉武帝改革的经济动因

到汉武帝即位时，历经七国之乱的教训与对匈奴战争的消耗，货币问题已成为制约帝国运转的关键。元狩四年（前119年），山东地区爆发特大水灾，“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史记·平准书》），朝廷需要大量钱粮赈灾；同时对匈奴的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史记·匈奴列传》），军费开支激增。但此时市场上”钱益轻薄”（《汉书·食货志》），地方私铸钱泛滥，中央财政连正常的赋税征收都困难——农民交的税钱可能是减重的私钱，朝廷用这些钱去买粮，商人又因钱轻而抬高物价，形成”钱轻物贵-税收贬值-财政困难”的恶性循环。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汉武帝决心进行彻底的货币改革。元狩五年（前118年），中央首次铸造”五铢钱”，但此时仍允许郡国铸钱，导致”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汉书·食货志》）。直到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建议，“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史记·平准书》），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由水衡都尉下属的钟官（主铸造）、辨铜（主原料）、均输（主运输）三官负责，五铢钱制度才算真正确立。

二、五铢钱制度的核心设计：从重量标准到铸造垄断的精密体系

2.1重量与形制的标准化突破

五铢钱的”五铢”，指的是重量标准——一铢约0.65克，五铢即约3.25克。这个重量经过反复调试：比汉初荚钱重，能保证一定价值；比秦半两（约8克）轻，便于流通。更关键的是”重如其文”，钱文”五铢”直接标明重量，改变了此前”半两”钱名实不符的乱象。

在形制上，五铢钱继承了秦钱”外圆内方”的传统，但增加了内外郭（钱的边缘和方孔周围的凸棱）。外郭能防止有人剪凿钱的边缘取铜，内郭则加强钱体强度。考古发现的西汉早期五铢钱范（铸造模具）显示，当时已采用铜范叠铸技术，一次可铸钱数十枚，既保证了钱的大小、厚度一致，又提高了铸造效率。这种标准化生产，让市场上的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镕”（《汉书·食货志》），大大减少了盗铸空间。

2.2铸币权的中央垄断

上林三官铸钱是五铢钱制度的核心。上林苑是汉武帝的皇家园林，三官设在此处，既保证了铸币的保密性，又便于中央直接监管。为确保垄断，朝廷规定”非三官钱不得行”（《史记·平准书》），所有旧钱必须回炉重铸为三官五铢，地方郡国的铸钱设备全部销毁。这相当于给货币发行装上了”中央开关”——只有中央能印”钞票”，地方和民间失去了”造钱”的权力。

这种垄断不是简单的权力收归，而是配套了严格的法律保障。《汉书·食货志》记载，“盗铸诸金钱罪皆死”，但初期”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后来朝廷”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史记·平准书》），通过严厉的打击与赦免相结合，逐渐让民间接受三官五铢。从考古发现看，西汉中晚期的墓葬中，五铢钱占比超过90%，说明市场已普遍认可中央铸币。

2.3与经济体系的深度嵌合

五铢钱制度能稳定运行，还在于它与汉代经济结构的匹配。汉代实行”租赋并行”的财政体系，田租交粮食（约三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