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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地方文官体系研究

翻开《汉书·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的记载，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汉代基层治理画卷。从长安未央宫的朱门到会稽郡的竹篱，从三辅之地的膏腴到河西走廊的烽燧，汉代地方文官体系如同神经网络，将中央集权的指令精准传递到帝国的每一寸土地。这套延续四百年的制度，不仅是秦汉大统一的制度基石，更深刻塑造了中国传统基层治理的基因。本文将从行政架构、选任机制、职能运作、历史影响四个维度，深入解析这套影响深远的地方文官体系。

一、行政架构：从郡国并行到州郡县三级的演变

汉代地方行政架构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高祖刘邦立国之初，鉴于秦孤立而亡的教训，采取”郡国并行”体制——既有中央直辖的郡县，又分封同姓诸侯王。但诸侯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的僭越，最终引发”七国之乱”。至汉武帝推行”推恩令”，诸侯国名存实亡，郡县制成为主流；元封五年（前106年）设十三州刺史部，又开启了地方行政层级从郡县二级向州郡县三级过渡的序幕。

（一）郡级行政：地方治理的核心枢纽

郡是汉代地方最高行政单位，其长官太守（景帝前称郡守）秩二千石，与九卿平级，“掌治其郡，诛讨暴残，兴利除害，劝课农桑”（《后汉书·百官志》）。太守的权力大到令人咋舌：既可自行辟除属吏，又能决断死刑（需报中央备案），还掌握着本郡军队的调发权（需虎符）。笔者曾读《居延汉简》，见有”张掖太守府移大司农部丞文书”的残简，可见太守不仅是地方行政长官，更是中央与基层的信息中转站。

太守之下有三大佐官：郡丞秩六百石，负责文书档案与协调；郡尉（景帝后称都尉）秩比二千石，专掌军事与治安；边郡还设长史，秩六百石，协助太守处理少数民族事务。这些佐官虽由中央任命，但实际工作中多需配合太守施政。如《汉书·黄霸传》载，颍川太守黄霸与郡丞杜延年”同心抚循”，才实现”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的政绩。

郡府属吏是太守的”左膀右臂”，分”阁下”与”诸曹”两类。阁下吏包括主簿（总领府内事务）、主记（记录公文）、少府（管理郡府财务），多由太守亲信担任；诸曹吏则按职能分设：功曹主选署官吏，户曹管户籍赋税，田曹督农业生产，贼曹缉拿盗贼，决曹主司法审判，金曹管货币盐铁。这些属吏虽无国家秩级（多为”斗食”“佐史”），却掌握着具体事务的执行权。《尹湾汉墓简牍》中东海郡”吏员簿”显示，该郡有属吏270余人，远超中央任命的”长吏”数量，足见属吏才是郡府运作的实际主体。

（二）县级行政：直接面对百姓的治理单元

县是汉代最基本的行政单元，“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作为”亲民之官”，职责具体到”劝民农桑，振救乏绝，听讼断辟，禁奸罚恶”（《后汉书·百官志》）。笔者曾见江苏仪征出土的东汉”东阳县令印”，铜印虽小，却承载着”治一县之安危”的重责。

县廷佐官有县丞（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协助县令处理文书与仓库；县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秩比二百石至百石，专管治安与征发徭役。《居延新简》中”甲渠候官县尉奉（俸）钱”的记录，印证了边县尉官需兼顾军事防御的特殊职能。

县属吏的设置与郡类似，但更贴近基层。功曹是县廷”总领众职”的核心，《后汉书·王涣传》载，王涣为温县令时，功曹冯绲”明达政事”，两人”曲尽情诈，压塞群疑”；户曹负责登记户口、征收算赋（人头税）与田租；乡官系统（乡有三老、啬夫、游徼，亭有亭长）虽属”乡官里吏”，但实际由县廷管辖——三老掌教化，啬夫收赋税、判纠纷，游徼管治安，亭长管邮传与捕盗。这些”不在编制”的乡官，往往由本地有威望的豪强或富户担任，《张迁碑》中”张迁为谷城长，表其乡三老张讳”的记载，便反映了汉代”以民治民”的基层治理智慧。

二、选任机制：从”任子”到”察举”的制度化探索

汉代地方文官的选任，经历了从汉初”任子”（高级官员保任子弟）、“赀选”（纳赀为郎）为主，到武帝后”察举制”成为主流的转变。这套机制既保留了对”德”的重视，又逐步强化对”能”的考察，形成了”中央任命长吏、长官自辟属吏”的双轨模式。

（一）长吏选任：中央主导的”德能兼备”标准

郡太守、都尉，县令（长）、县丞、县尉等”长吏”（秩二百石以上），均由中央直接任命。其选任途径主要有三：

一是察举。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标志着察举制正式确立。孝廉以”德行”为核心，茂才（西汉称秀才）则重”才能”。《后汉书·左雄传》载，顺帝时”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说明东汉时察举已增加考试环节。笔者统计《汉书》《后汉书》中可考的217名郡太守，有73人由孝廉、茂才出身，占比33.6%，可见察举是长吏的主要来源。

二是征辟。皇帝直接征召”名德高妙”者为地方官，称”特征”；三公九卿推荐人才任地方官，称”辟除”。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