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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政治参与研究

引言

若将中国古代政治史比作一幅流动的长卷，宋代无疑是其中最具文人色彩的篇章。当我们翻开《宋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欧阳修”开口揽时事”的激切、苏轼”问汝平生功业”的自嘲与坚守，这些鲜活的身影共同勾勒出一个独特的政治图景——文人不仅是笔墨的执笔者，更是朝堂的决策者、地方的治理者、文化的引领者。这种”文人政治”的形成，绝非偶然的历史碎片，而是制度设计、社会变迁与文化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将沿着历史的脉络，从背景、制度、实践、影响四个维度，深入探究宋代文人如何从”士”成长为”政治主体”，又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精神淬炼与现实碰撞。

一、历史背景：从”门阀政治”到”文人政治”的转折

1.1唐宋变革中的社会基础

若要理解宋代文人的政治参与，必须回溯至中唐以降的社会大变动。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选官格局，使得政治权力被少数世家大族垄断。即便隋唐开创科举制，初期仍受门阀余韵影响——唐代宰相中，士族出身者占比长期超过70%，寒门子弟如韩愈”四举于礼部乃一得”的经历，正是这一阶段的缩影。

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经济重心南移、均田制崩溃等一系列变动，彻底动摇了门阀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到了五代十国，“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的军阀逻辑，更将世家大族的政治权威击得粉碎。当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终结武人乱政时，一个迫切的问题摆在统治者面前：用怎样的群体来重构稳定的政治秩序？答案逐渐清晰——经历科举培育、以学术为纽带、无世袭特权的文人群体，成为最佳选择。

1.2统治者的”重文”导向

宋太祖赵匡胤”勒石三戒”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约，虽未见于正史，但《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本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记载，却真实反映了宋代最高统治者的政治共识。这种共识并非心血来潮：宋太宗曾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宋真宗更作《劝学诗》，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直白表述，将读书入仕与个人利益紧密绑定。

这种导向在具体政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宋初官制改革，将节度使的财权、军权收归中央，代之以文官为主体的知州、通判体系；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虽掌兵却多由文臣担任（如范仲淹、韩琦都曾任职）；就连皇帝与大臣的礼仪也发生变化——唐时宰相奏事可坐，宋初改为立奏，但这一细节背后，反而是文人地位的实质性提升：坐而论道的形式让渡于更频繁的廷议、奏对，文人得以更直接地参与决策。

二、制度保障：文人参政的”绿色通道”

2.1科举制的”平民化”改造

如果说唐代科举是”贵族的补充”，宋代科举则真正成为”平民的上升阶梯”。宋太宗在位21年，取士近万人，是唐代290年取士总数的两倍；宋真宗时，更出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可见科举对社会的吸引力。

但更关键的是制度创新：其一为”糊名法”，即密封考生姓名、籍贯，欧阳修曾描述”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这种公平性让”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成为可能；其二为”誊录法”，将考生试卷重新抄写，防止考官辨认笔迹；其三为”锁院制”，考官在考试期间被隔离，杜绝请托。这些措施共同构建起”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选拔机制，正如南宋学者叶适所言：“今自一命以上，非科举勿得仕。”

2.2官僚体系的”文官主导”

宋代官僚体系的核心特征是”重文轻武”，但这种”轻武”并非贬低武人地位，而是通过制度设计确保文官对军事、财政、司法等核心权力的掌控。以地方治理为例，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始以朝臣出守列郡”，即由中央文官担任知州，又设通判”与长吏均理，州府之政”“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形成文官之间的相互监督。

中央层面，三省六部虽保留唐制框架，但实际权力转移至”二府三司”（中书门下与枢密院为二府，三司掌财政）。中书门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均由文官担任；枢密院虽掌兵，但自宋真宗后，枢密使基本由文臣出任（如寇准、王安石），形成”以文驭武”的格局。这种设计使得文人能够深度参与军事决策，范仲淹在西北抗夏时”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底气，正源于此。

2.3谏官体系的”文人舞台”

台谏制度是宋代政治的一大特色。御史台（掌纠察百官）与谏院（掌规谏皇帝）原本分属不同系统，但宋真宗后逐渐合一，形成”台谏合流”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谏官的选拔标准从”资序”转向”才学”，苏轼曾说”台谏者，天下之司直也”，而担任台谏的多为科举出身的文人，如包拯、欧阳修、司马光都曾任职谏官。

这种制度设计赋予文人”言者无罪”的特权：宋仁宗时，御史唐介弹劾宰相文彦博”因贵妃得执政”，虽言辞激烈，最终仅被贬官；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最终也因”不杀士大夫”的祖制得以保全。谏官的存在，不仅是对皇权的制约（如范仲淹多次劝谏仁宗勿因私废公），更是文人表达政治理想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