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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史研究相关问题探究（笔谈）

编者按：目前的中国近代性别史研究还面临着许多困境，诸如史料匮乏、传统研究模式的不适、有效而又系统的理论表达方式的缺失、国外性别史研究的状况如何等方面的问题都严重制约着中国性别史研究的进展。为了促进中国性别史研究的快速科学发展，我们特约了在这一领域成就卓著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游鉴明、郑州大学吕美颐、南开大学侯杰等先生，集中探讨了口述历史与性别史研究、性别制度和社会规范、文本分析与中国近现代性别史研究等问题。同时，该组文章还简要展示了近现代有关拜占庭妇女史研究的模式及取得的成就，以期为中国近现代性别史研究出现新的突破带来契机。

关键词：性别史研究；口述历史；性别制度与社会规范；文本分析；拜占庭妇女史研究

口述历史与性别史研究

游鉴明

一、近代口述历史的缘起

一般人以为口述历史是由西方传人的，其实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便已采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方式撰写老百姓的生命史，但《史记》后来成为历史经典，口述历史并没有在中国史著撰写上形成范式，这种情形也同样出现在西方。19世纪中期以降，西方史学界对史学的研究重新反思，最大的变动莫过是关注国家与政治事件的史观受到怀疑，接着受年鉴学派以及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兴起的先后影响，一种由下而上、关心寻常百姓或不同地区历史的书写方式逐渐成型，历史研究也由大历史扩展到小历史、微观史，口述历史因此有了大好的发展机会。“口述历史”这一名词是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芮文斯(AllanNevin)所提出，之后口述历史正式进入学术殿堂。

艾伦·芮文斯将口述历史视为历史编纂的一种现代技术，因此当口述历史成为史料之后，建构口述史料的活动也陆续在各地展开。例如，在艾伦·芮文斯领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展开口述访问的工作，一开始是以政治人物为受访对象，到1970年代，美国的口述访问对象才扩展至其他族群和妇女。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则从1959年起，在郭廷以所长发动下，进行有规模的口述历史访问计划，不仅受访对象广泛，更没有性别的畛域。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口述访问项目也不断成长，显示口述历史已经受到各界重视。总的来说，西方或中国所从事的口述访问都告诉我们，书写历史不再定于一种或某一些史料，而口述历史提供的是近代男男女女生命史的研究。

二、口述历史的重要性与限制

口述历史既是一种史料，也是研究当代历史的一种方法，而这类史料究竟对女性史或性别史研究有何种重要性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指出，在芸芸众生的历史中，有形的史料最缺乏家庭生活史、社会生活史和女性史，需要借助口述历史的方法来研究。的确，从女性史这个角度来看，面对女性史料的不足，口述历史的价值不容小觑，因为女性受访人的口述史料，能让她们为失声的女性找回历史，不再受男性操弄或代言。再以性别史的立场来看，口述史料不仅仅在弥补女性历史，也对男性历史提供新的观察，更何况当男女两性述说自己的历史时，不但能呈现各自的主体性，他(她)们透过访谈所陈述的历史，有时与史家的认知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带给史家的意外和惊叹号使史家有重新诠释或重构历史的必要。

此外，口述历史和自传、传记、墓志铭、回忆录一样，都是在书写人物历史，只不过口述历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让普通大众也有发声的机会，其他文类却多记述显贵人家的历史。再和自我书写的传记文类相互比较，我们会发现，自书者可以透过不同文本不断改写自己的历史，被访谈者固然可以含糊其词、避重就轻，也能和主访人协商，但改写的可能性很低。同时，自书者对自己的历史，有一定的书写框架，而受访人在与主访人“闲聊”中反而能唤醒更多的历史记忆，一些不轻易流露的个人情感或性别关怀，在受访人的引导下，有了表述的空间。因此，口述历史的特殊性昭然若揭。

三、口述史料中的性别意涵

过去研究前近代的女性史学者，主要在男性书写的史料中寻找女性的历史，。由于史料的不足，传记文类被广泛运用，他们发现这些文类的书写特色是把女性当成典范，超越典范之外的女性生活或男女关系是不被记载的，因此这部分议题鲜少被研究。但随着对性别研究的重视，有的学者对这种偏颇不公的研究方式起了疑窦，于是他们的视角不光是女性，还包括两性的互动。学者除了继续以墓志铭、自传、传记做为研究素材之外，也试图从男性的各种书写中找出不同以往的看法，于是新的观点不断涌现，不仅提醒读者如何重新解读男性的文本，也把研究视角扩大到男女的互动上。进入近代，传记文类的叙写格式相当宽松，并没有特定原则，而且撰写者或被撰写者涵盖男男女女，让我们有更宽广的空间进行性别研究。以本文所讨论的口述史料为例，在这批史料中究竟有哪些课题与性别有关首先，男女形象的建构在口述史料中俯拾可见，借此能观察他(她)们如何形塑自己的长辈和配偶，是复制典范抑或重塑典范其次，透过受访人对家庭婚姻生活的叙说可以了解性别关系，在既定的性别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