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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太常博士与儒学制度化

引言

站在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夯土台基上，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秦岭，风里似乎还能吹来两千年前的书简墨香。汉代是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型期——从“霸王道杂之”的多元思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定型；从松散的学术传承，到体系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建构。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群体始终站在浪潮中心，他们既是经典的守护者，又是思想的传播者，更是制度的设计者——这便是汉代的太常博士。

太常博士的身影，贯穿了从汉高祖“过鲁祀孔”到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的儒学复兴全程。他们的秩俸不过六百石，却能参与朝议；他们的日常是校勘简帛、教授生徒，却推动着整个帝国的文化转向。要理解汉代儒学如何从民间学说演变为“制度性儒学”，必须从太常博士的职能演变、学术实践与政治互动入手，揭开这段“以学统塑政统”的历史密码。

一、太常博士的历史渊源与职能嬗变

1.1从“秦博士”到“汉博士”：身份的延续与突破

博士之职并非汉代首创。早在战国时期，齐稷下学宫便有“博士”之称，《史记·循吏列传》载“公仪休者，鲁博士也”，可见其最初是对博学之士的泛称。秦统一后，博士被纳入官僚体系，《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此时的博士虽有“通古今”之责，却无明确的学术偏向——淳于越以儒家身份谏言分封，伏生以治《尚书》为博士，而卢生、侯生则是方术之士，体现了秦代“兼收百家”的博士构成。

汉承秦制，却对博士制度进行了关键改造。汉高祖刘邦初轻儒生，曾“溺儒冠”以示轻蔑，但叔孙通率鲁地儒生制定朝仪后，刘邦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遂拜叔孙通为太常，博士制度得以保留。文景时期，博士队伍逐渐扩大，《汉旧仪》载“文帝博士七十余人”，但此时的博士仍未脱离“杂学”特征：晁错曾从伏生受《尚书》而为博士，贾谊以通诸家之书为博士，甚至有“博士弟子”习法家之学的记载。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建元五年（前136年），朝廷“置五经博士”，将博士员额限定为专治《诗》《书》《礼》《易》《春秋》的儒者，至此博士彻底“儒学化”，成为官方儒学的核心载体。

1.2太常博士的职能体系：学术、教育与政治的三重担当

汉代太常为九卿之首，“掌宗庙礼仪”，其属官包括太乐、太祝、太宰等，而博士署亦隶于太常之下，故称“太常博士”。这一隶属关系绝非偶然——宗庙礼仪本是儒家“礼治”的核心，将博士置于太常之下，暗含着以学术支撑礼制、以礼制强化统治的深意。

太常博士的职能可概括为三大类：

其一，“通经顾问”。皇帝遇有典礼、祭祀、灾异等事务，常召博士咨询。如汉武帝欲封禅，“尽罢诸儒弗用”后仍需“颇采儒术以文之”；汉宣帝时“匈奴来朝，上思股肱之美”，诏博士作《箫韶》乐舞以彰德化。这些咨询看似具体，实则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实践——博士们引《春秋》论灾异，据《周礼》定郊祀，将经典从纸帛转化为现实政治的指导原则。

其二，“典教国学”。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标志着太学的正式建立。太常博士既是太学的教师，又是学生的选拔者——“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弟子学习一年后经“射策”考试，通一艺即可补文学掌故，高第者可为郎中。这种“以经取士”的模式，使博士从“学术权威”变为“教育权威”，进而成为“政治权威”的输送者。

其三，“校雠经典”。汉代简牍传抄易讹，经典版本多有差异，博士承担着校勘、注释、统一经说的重任。如孔安国以“今文《尚书》”校“古文《尚书》”，发现“多十六篇”；施雠、孟喜、梁丘贺各自整理《易》学，形成“施氏易”“孟氏易”等学派；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更由博士们“讲论五经同异”，最终由皇帝“称制临决”，确立了官方经学的权威解释。

从“百家博士”到“五经博士”，从“顾问之官”到“教化之师”，太常博士的职能嬗变，本质上是儒学从“民间学术”向“官方意识形态”转型的制度映射。他们不再是散落民间的经师，而是被纳入帝国官僚体系的“文化官僚”，其言行举止皆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二、太常博士与儒学制度化的实践路径

2.1经典定本：从“师法”到“家法”的学术规范

儒学要成为“制度”，首先需有统一的经典文本与解释体系。汉代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经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多由秦代博士口传而来（如伏生传《尚书》）；古文经用战国文字书写，多为汉代出土的简牍（如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所得《古文尚书》）。两种文本的差异，既涉及文字训诂，更关乎政治立场——今文经学家强调“通经致用”，常借《春秋》“微言大义”批评现实；古文经学家则主张“实事求是”，注重名物制度的考证。

太常博士在经典定本中扮演了“仲裁者”角色。汉武帝初置五经博士时，所立皆为今文经：《诗》有鲁、齐、韩三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礼》有后氏，《易》有施、孟、梁丘，《春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