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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认证”中的法律有效性争议与亲属信任AI

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法律服务领域的应用深化，由人工智能辅助生成的遗嘱在进入遗产继承程序时，其认证环节的法律有效性争议日益凸显。本文聚焦于“人工智能遗嘱认证”这一关键节点，旨在系统性探究其所引发的法律有效性争议的根源，并深入分析亲属信任在这一新兴认证模式中的复杂作用。本研究采用规范分析与社会法学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现有法律规范的解释以及对新兴技术实践的批判性考察，解构人工智能认证在证据力与程序正当性上所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人工智能遗嘱认证”试图通过视频记录、数据存证等技术手段来弥补传统认证中对遗嘱人行为能力与真实意愿审查的难题，但其单向度的、非交互式的技术确权方式，难以完全满足法律对自由、真实意思表示的实质性要求，从而形成了一个“有效性缺口”。亲属信任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调节变量：在信任度高的家庭关系中，技术证据可能被顺利接纳；而在信任缺失的家庭中，人工智能系统的“客观中立”性反而会成为攻击的焦点，技术信任与亲属信任之间的冲突激化了继承纠纷。本文认为，人工智能遗嘱认证并非纯粹的技术解决方案，而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法律现象，它挑战了以人际信赖为基础的传统继承法理。未来亟需构建一个人机协同、技术与伦理并重的规制框架，以确保技术创新能够在维护司法正义与家庭和谐的轨道上稳健前行。

关键词：

人工智能遗嘱，遗嘱认证，法律有效性，亲属信任，数字证据

一、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对法律行业的重塑，正从辅助性的信息检索与文书处理，向着更为核心的法律行为生成与认证领域延伸。在前一阶段，人工智能遗嘱生成服务以其便捷性与普惠性，降低了公众进行遗产规划的门槛。然而，当这些经由算法流程和数据交互产生的电子文书，在遗嘱人离世后作为决定财产归属的最终依据被提交至法律程序时，一个更为严峻和根本性的挑战随之而来：如何认证这份人工智能遗嘱的法律有效性？这一过程，即“遗嘱认证”，是检验技术创新能否真正融入并服务于司法实践的最终试金石。

传统的遗嘱认证程序，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围绕着对遗嘱人主观状态的追溯性探究而展开的审慎过程。法官、公证员、继承人及见证人，通过对笔迹、证言、遗嘱人过往行为等一系列属人证据的综合审查，力求还原遗嘱订立时的真实场景，以确认其是否满足行为能力、真实意愿与法定形式三大核心要件。然而，人工智能遗嘱的出现，引入了一个全新的、非人格化的行动者。它提供的认证依据不再是熟悉的纸张与墨迹，而是视频录像、操作日志、时间戳、区块链存证等一系列数字化的“技术证据”。

这一转变带来了根本性的张力。一方面，技术服务提供方宣称，其全流程的数字化记录与不可篡改的存证技术，能够比传统方式更客观、更可靠地证明遗嘱的订立过程，从而减少纠纷。但另一方面，当一份冰冷的、由代码生成的遗嘱被呈现在充满复杂情感与历史纠葛的家庭成员面前时，技术所标榜的客观性，真的能够平息所有的质疑吗？当一个子女面对一份剥夺其继承权的人工智能遗嘱时，他质疑的矛头会指向谁？是逝去的父母，是获得利益的兄弟姐妹，还是那个看似中立却又无从质询的“人工智能”本身？亲属之间既有的信任或不信任，在面对这样一个技术“闯入者”时，又将如何被激发、重构或撕裂？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人工智能遗嘱的认证程序中，主要的法律有效性争议点体现在哪些方面？人工智能平台所提供的技术性认证手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回应这些法律挑战？更为重要的是，植根于家庭关系内部的“亲属信任”，是如何与新兴的“技术信任”需求发生互动、冲突与协商，并最终影响遗嘱认证的结果？本研究的目标在于，通过对这一新兴现象的深入剖析，揭示人工智能介入传统家事法律领域所带来的深刻变革，探讨其在证据规则、程序正义以及信任基础等多个层面引发的挑战，并为未来的法律实践与制度设计提供前瞻性的理论思考。

二、文献综述

对人工智能遗嘱认证这一前沿议题的探讨，需建立在对传统遗嘱认证法理、数字证据理论以及社会学中的信任理论的交叉援引与批判性整合之上。

遗嘱认证的法理基础与实践，是本研究的法律规范参照系。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中，尽管具体程序各异，但遗嘱认证的核心审查要件具有高度的共通性，即审查遗嘱是否为遗嘱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自由、真实作出的意思表示，并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法学研究对此已有汗牛充栋的论述，强调了对遗嘱人主观状态进行回溯性查证的极端重要性与困难性。传统认证手段，如对人类见证人的交叉询问、对笔迹的司法鉴定、对遗嘱人订立遗嘱前后精神状态的调查等，无一不体现出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对人类行为复杂性的审慎态度。这些研究为我们评估人工智能认证手段是否“适格”提供了基础性的评判标准，但其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使其在面对算法作为核心证据来源时，显得解释力不足。

数字证据理论为分析人工智能遗嘱认证的技术层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