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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文体的演变规律

一、唐代科举制度与文体演变的内在关联

站在西安城墙的夯土遗址前，望着斑驳城砖上若隐若现的唐时刻痕，总让人想起千年前长安朱雀大街上的盛景：春闱放榜那日，新科进士们簪花骑马，马蹄踏碎满地杨花；尚书省的廊下，落第举子攥着墨迹未干的策卷，在夕阳里长吁短叹。这些鲜活的历史场景背后，是一套影响中国千余年的选才机制——科举制度，而这套制度的核心密码，就藏在不断演变的考试文体之中。

唐代科举是隋代制度的延续与升华，却因时代土壤的不同而焕发出独特生机。相较于汉代察举制的”乡举里选”依赖荐举，魏晋九品中正制的”上品无寒门”固化阶层，唐代科举通过”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原则，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照进现实。但这种”公平”并非静态的，它随着政治需求、文化思潮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不断调整，而调整的最直接体现，就是考试文体的演变。从初唐策论的质朴刚健，到盛唐诗赋的华丽精致，从中唐策问的经世致用，到晚唐文体的形式固化，每一次文体之变，都是时代精神的投影，也是士人群体命运的注脚。

二、初唐：从草创到定型的文体探索（高祖至睿宗时期）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春天，长安考场上迎来了唐朝第一场正式科举。此时的科举还带着隋代的草莽气，考试科目虽设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六科，却以秀才科为最尊——按《通典》记载，“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但秀才科要求极高，“州举秀才，取人简峻，历年不常举”，到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索性停废，真正撑起科举门面的，是明经与进士两科。

明经科的核心文体是”帖经”与”墨义”。所谓”帖经”，类似今日的填空题：将儒家经典（如《论语》《孝经》《五经》）任意翻一页，用纸帖住其中一行，考生需默写出被帖的文字。这种文体考验的是对经典的熟稔程度，用《唐会要》的话说，“帖经者，以其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而”墨义”更简单，直接口头或笔答经典的文句解释，比如问”《诗·关雎》首章何意”，答”后妃之德也”。这种文体的特点是重记忆轻发挥，所以时人评价”明经只问墨义，试帖粗通，皆能诵习”。

进士科的文体则复杂得多。初唐进士科最初只考”时务策”，即针对现实问题撰写议论文。比如贞观年间某道策题：“今边隅未静，兵役屡兴，水旱为灾，仓廪未实，何者为急？”考生需要提出具体对策。这一时期的策文风格质朴刚健，如王绩《策问》中直言”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政暴”，王勃《上刘右相书》策论”国之兴衰，在乎定制”，都带着初唐文人特有的锐气。但到高宗朝，策论逐渐暴露出问题：考生多背诵范文应付，“策试全疏，时人谓之’括帖’”，于是朝廷开始增加考试环节——调露二年（680年），进士科加试”帖经”；永隆二年（681年），又加试”杂文”（即诗赋）。这一变化标志着进士科文体从单一策论向多元组合转变，也为盛唐的诗赋取士埋下伏笔。

三、盛唐：诗赋取士与文体的艺术化转向（玄宗至代宗时期）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颁布敕令：“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自今以后，明经每经帖十，取通五以上；进士试大经帖十，取通四以上。然后试杂文及策。”这道诏令看似调整考试难度，实则推动了科举文体的重大变革——“杂文”逐渐固定为诗赋，且要求”文须洞识文律，策须义理惬当”。至此，进士科形成”帖经（试基础）—杂文（试文采）—策问（试才识）“的三层考核体系，其中诗赋成为最受瞩目的文体。

为什么是诗赋？这与盛唐的文化土壤密不可分。当时的长安是世界诗歌的中心，从宫廷到市井，从胡商到僧侣，人人能诗、处处咏诗。唐玄宗本人”雅好文学”，曾亲自殿试诗人；张说、张九龄等宰相皆以诗名；就连边塞的军幕中，也常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唱和。这种文化氛围下，用诗赋考选人才，既是对社会思潮的回应，也能选拔出”文质彬彬”的治世之才。

盛唐的科举诗赋以”试帖诗”为代表，要求严格遵循格式：通常五言六韵（12句），限平声韵，首联破题，中间联对仗，尾联收束。比如钱起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首句”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点明主题，中间”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用典对仗，尾联”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余韵悠长，被时人誉为”鬼谣”。这种文体虽有格律限制，却能激发诗人的艺术创造力——既要”应制”又要”出新”，既要”切题”又要”生情”。正如杜甫回忆自己应试时”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虽未中第，却道出了诗赋取士对文人创作的激励。

诗赋的兴盛还带来文体间的互动。策问受诗赋影响，开始注重文辞的华美，如王维《上张令公》策论”云屋连甍，风樯接舳”，用骈俪句式增强感染力；而诗赋又因策问的现实关怀，避免流于空泛，如祖咏《终南望余雪》“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既写自然之景，又暗喻民生之艰。这种”以诗入策”“以策润诗”的现象，正是盛唐科举文体艺术化转向的生